“二马裂尸”与“尺布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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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裂尸”与“尺布裹头”

李顺亮

“二马裂尸”，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多少历史沉淀，但却极为贴切几代学子迷惘的新典故。晚清以来，中西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乃至对话与对立，实际上给生活在国家沉沦、民族危亡、学术难继大背景之下的学子们，带来了无休无止而且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的困惑。

“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时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愉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二马之喻”，就是在中西学之间痛苦不堪的一位顶尖知识分子吴宓的自喻与自嘲。

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亦或根本就不要什么中学？晚清以来的普罗大众，不同的人群自然会有不同的解读。《幼学琼林》一类私塾出身的老学究，抱残守元，自然是要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西学的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受到新式学校教育，尤其是出国喝多了洋墨水的新学子，看不得中国一直向下堕落，则大多鼓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中学的用都，可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最高水平的莫过于学兼东西，既有深厚华夏历史文化积淀，又对西学的劲道与功用有深刻理解，总想着调和两端，造出一个超凡脱俗、出神入化的新境界来，这样顶尖的极少数，注定要如吴宓般备受“二马裂尸”之苦。

这样的苦，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文人超出自身的能力，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范畴之外，自觉肩负起了对于民族国家救亡的神圣使命。原本政治这样的大事，只有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如果非要用文化来解，不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还会撞个头破血流。哪怕是文化本身的中西相融，都已经是极其不易的。老舍先生的小说《二马》，对此有非常生动而又多少有些无奈的深入刻画。老马带着儿子小马，飘洋过海到了伦敦，寄居在寡妇温都太太家里。日久生情，二马爷俩居然对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温都母女产生了“爱情”。后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二马爱情故事，终于以不了了之的悲剧收场。中西文化的冲突之结，在那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是无解的。

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今日必从过去中来，超乎过去的存在是没有的，也是难以立足的。问题在于，从古到今，晚清之后的今日之今，突然出现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外”，即在中学之外多了一个西学。于是，某种程度上脱离西学的中学是难以立足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以中国之大，想要走遍南北，学术兼容并包，都已经难上加难，而以世界之大，想要跨越中外，学术“会通中西”，更是难如登天揽月。聪明者如陈寅恪，反正“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在嘻笑之间自己先打开了这个结。于是，他应该怎样还是怎样，应该用到谁就用谁，中学不中学，西学不西学，融不融合，那不是他的问题。妙的是，这般超然之后，中学西学也就在相释之间相融了。

问题是，在外强的坚船利炮面前，看似无用的中学自然日益式微，成为民族难以自立、国家难以自强的累赘，甚至成为学术后来者——新生学子要革命的对象。于是，不言西者不时髦，没有留学者没水平，挟洋自重渐渐成为主流的取向。至于挟洋，挟的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欧美，还是近在咫尺一衣带水的日本，那倒是次要的小事，只有在此后的日本侵华战争面前，方才成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大事。桑兵说：“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陈垣等人的西学，多由读译书或东学转手而来，钱穆的西学更被讥讽为看《东方杂志》而来的杂志之学。”连学问等身的大家大师都难以完全超然，更何况芸芸众生的小学小民呢？

明亡清兴的交替之际，一代高人吕晚村曾有一首令后人无限感佩的《耦耕诗》：“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后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黄兴，把这首诗题赠给了友人蒋作宾。革命者的气节之高，当然非常人可比。中学与西学在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不能以此来看待，但“无惭尺布裹头归”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这样救亡图存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二马裂尸”的痛楚，也在一代又一代学贯中西的学子不断扬弃的努力下，不再有撕裂之痛。

如今的中学，不再只是“尺布”的问题，而是天下之大足以天马行空。只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在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就必定有华夏文化的未来。

三明日报2017年1月13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