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的脚步 ——兼谈古今北岳恒山的变迁

李顺亮

2009年8月3日22:22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关于“夸父逐日”的传说,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标志性的神话。明代程登吉的《幼学须知》中云:心多过虑,何异杞人忧天;事不量力,不殊夸父追日。这本后人更名为《幼学琼林》的蒙学之书名满天下,夸父逐日也随之妇孺皆知。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忧天的情结,所以对天才会格外重视,才会有夸父去追逐太阳的脚步。夸父逐日虽然有些不自量力,但是远古先民渴望认识自然,探究天道、永不停歇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继承与发扬。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对于华夏农耕文明孩提时代的朴素而又有限的认知来说,离天最近的地方,无疑是高山,而不是今天的大海。日落西山、东山再起的景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强烈刺激着先民的神经,在部落乃至族群集体意识的深处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与高山越来越紧紧相连在了一起。于是,对于天尤其是众阳之宗太阳的崇拜,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对于高山的景仰,就连君主祭天也要登临高山之巅。

祭天是历朝历代君主的专利,可小小百姓也想与天上人间交流啊。祭天不行,与天近些再近些,“会当凌绝顶”,哪怕是在心里祈祷,总是会有好处的。我老家福建尤溪至今还有民间“困梦”的习俗,爬上灵验的高山顶上,寻块空地过上一夜就为了睡觉作梦,接受天上神仙的感应与指示。位于尤溪县坂面乡南部古迹口工区内的罗汉山,就是这样的雄山。人之为人,总有所求,古往今来,专程上罗汉山“困梦”的游客也是从不间断。

罗汉山,森林总面积717多公顷,最高点罗汉山海拔1227.5米。据说,登上山顶,可见德化、大田、永泰、闽清、南平、沙县、永安等县的边界的山峰。在明朝隆庆年间高中“会元”的田一隽,曾任礼部侍郎,是大田县上京梅岭人,一生留下不少的传说,就曾问梦罗汉。闽地多山,闽中一带的尤溪、大田尤盛。这位大田人称“田会元”的田一隽,可想而知对于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明史.选举志》:“会试第一为会元。”科举制度中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为会试,故通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后尚有殿试,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南宋梁克家所著的《三山志》,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特聘素擅文史的陈叔侗先生校注,里头就载有田一隽的登山诗作。《陪赵九丞夜饮平远台》:“日入登临天倒开,万家星象列昭回。平看海外烽烟息,暗觉林端紫气来。不尽弦歌流碧落,多余瑞色散深杯。岘山始识今犹古,自愧邹生得滥陪。”

据说,罗汉山问梦最准,能预测前程。这位“田会元”二十二岁就取得了乡试第一名。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会试,起程进京赴考,船到尤溪古迹口,他弃船上山问梦去了。烧了两天香后,田一隽果然得一梦,说是“田一圳(大田方言,‘圳’与‘隽’同音)、田一圳,状元你没份,解元是你的,改为田一熹,状元属于你。”田一隽不以为然,进京会试后,果然夺魁。为何只得会元呢,据说问题出在名字上面(详见http://www.hackchi.com/chi/works/mjgs28.htm田一圳的故事),“田一圳,田在上,圳在下,这是逆天道、反常规的名字,如果点他为状元,哪怕点他为榜眼、探花,恐怕也会天怒人怨,带来三年大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般人上山问的是私事,君主自然不同,求的是国运昌盛、国祚久远。如此重大之事,显然非一般神山可以承载。哪些神山足以作为代表,不做一个精挑细选是不行的,更恐难服天下苍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什么样的原则来确定就成了问题。古人自有古人的智慧,既然是问天之事,那么办法还得从天上来。天上有五星:金木水火土,“金星头圆而足阔;木星头圆而身直;水星头平而生浪;火星头尖而足阔;土星头平而体壮。其中,各有吉凶含义要领。”于是,地上五岳皆对天上五星,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以中原为中心,按东、西、南、北、中方位命名,这五岳早早地站在了中国历史的前台。中国名山首推五岳,是远古山神崇拜、五行观念和帝王封禅相结合的产物。有关五岳的详细记载,较早见于秦汉时代的古籍《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衡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五岳皆是古代帝王封禅祭天之处。封禅名山,虽然的确是古代帝王巡守疆土、炫耀武功的产物,但是也是中华民族祖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下的应时、实践之产物。史家究天人之际,而君主则替天行道,自然要与天交流,向天汇报亦或祷告。有史记载,第一个举行大规模封禅仪式的是秦始皇,其后汉武帝巡游四方,遍祭五岳,奠定了五岳封禅制度的基础。汉武帝以后,各代皇帝对五岳不断追加各种封号。唐曾封五岳为“王”,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封中岳为中天王以后,玄宗于先天、开元、天宝年间,分别封了西岳、东岳、南岳、北岳为金天王、天齐王、司天王、安天王。随后,宋真宗封五岳为“帝”,到了明太祖则封五岳为“神”了。

其实,秦始皇之前也是有封禅的,只不过规模没有这么大,而且是各祭各的神山,也正因为如此,汉代以前对五岳的称法才会不一。方国之下,各自为政,不可能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一般,遍祭天下最有名望也最有代表性的神山。“诗经”中有“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嵩高维岳,骏极于天”等诗句,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岳在先秦古人心目中的地位。秦始皇可以说是先秦封禅制度的集大成之人,是对先秦封禅制度的一次完美的定型和升华。汉承秦制,但封禅并不是随便哪一个皇帝都可以进行的,非有神功于天下,非有无上之治平,无以为之。继秦始皇的丰功伟业之后,真正“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雪汉家奇耻的汉武帝,才行此封禅大典。而秦皇汉武的封禅,是对几岳神山的两次以实际行动来做得最有效的承认。

中国人讲究名实,所谓名符其实,虽然有秦皇汉武的实际行动在先,仍然不能代表和超越“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确认。因此,才会需要后来朝廷对此进行一次慎重的文字确认。汉宣宗神爵元年(公元61年)颁布诏书,确定以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南岳天柱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为五岳。后来隋文帝又改南岳为衡山,之后始成定制。东岳泰山之雄,西岳华山之险,北岳恒山之幽,中岳嵩山之峻,南岳衡山之秀,早已闻名于世。人们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也有“恒山如行,泰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南岳独如飞”的说法。而东岳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古代帝王登基之初或太平年岁,都要登泰山祭告天地,举行封禅大典,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

五岳之中,东岳、西岳、中岳相对而言,是在一个纬度区里的,从山东、河南再到陕西,相聚并非遥不可及,乃古人人力所能常达,虽然历史分分合合,这三岳亦常在一个分区中,因此,历史以来就没有变动。但南岳与北岳,一来路途遥远,二来常见隔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南岳虽然不幸,在今天成为人们胡言乱说、重议五岳时攻击的首要对象,但在历史上境遇还相对好些。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狩猎霍山,置潜县,敕封霍山为南岳山,因古霍山被汉王朝设为汉室刘安的封地——衡山国,南岳衡山由此而来。而天柱山位于安徽省西部,今天的潜山县境内,它是霍山山脉主峰。因山有天柱峰,突出云霄,耸拔千仞,如柱倚天,故得名“天柱山”,还曾有潜山、皖山、皖公山、万岁山等名称。《史记·封禅书》称汉武帝元封(前110—104年)五年(前106年)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日南岳。唐以后改安徽南岳霍山为湖南南岳衡山,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三引《衡岳志》曰:唐太宗贞观中定祀南岳衡山于衡州。此后,衡山就延续不变了。

北岳是最不幸的。其一出生,就带有悲剧的色彩,舜都因故祭不上它。据说,舜去祭祀恒山时,走到河北曲阳县的大茂山,天下起了大雪,无法再向北行走,加之大茂山不时又有石头飞坠而下,于是舜就在大茂山祭祀一番,不再往北去祭祀恒山了。后来,舜干脆在大茂山立曲阳庙,将大茂山作为北岳祭祀起来。这样的传说,河北人想来是不愿承认的,河北与山西的恒山之争,从明朝开始就愈演愈烈。《续文献通考·郊社考》卷十曰:“明孝宗弘牿六年(1493年)七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卅。礼臣议以为祀北岳恒山于曲阳,历汉唐宋以至国朝凡三千年,未之有改。其浑源州号有恒山,亦名北岳,然祀典不闻。定议仍祀曲阳。”祀在曲阳,在清以前的历朝历代是没有疑问的,但究竟“祀曲阳”所祭的那座恒山在哪里,居然长期以来真的成为了问题,这也是历史最大的不幸。满清刚入关,一来朝中学识一流的汉人基本没有,二来满清对这种事并不真的关心,山西巡抚一提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锤定音了。据《清朝文献通考·都社考》十载,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改祀北岳恒山于山西浑源州。从此,连祀也跑到现在的恒山去了。

正因为这种种不幸,造成历史上北岳在五岳中的地位较低的局面。如今,仅知悬空寺却不知恒山的,大有人在,就连游客的数量和另外的四岳一比,也是少得可怜,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据山西日报今年4月的报道《恒山旅游:何日与兄弟四岳并驾齐驱》说:“目前,从门票收入看,北岳恒山2008年达到2750万元,实现综合收入1.9亿元。而东岳泰山年门票收入约2亿多元;南岳衡山1.4亿元;西岳华山7775万元;中岳嵩山1.2亿元。”同样,时下,仅知恒山却不知曲阳的,更是大有人在,虽然北岳庙历史上盛况空前。据宋代的史书记载,“北岳庙庙会,人的声音就像天上的雷,烧的香火就像天上的云,路上的人都是手拉着手,一个挨着一个来赶庙会。”今年6月,燕赵晚报报道《沉默400年古北岳今日曲阳申遗》说:“曲阳县文保所曾在最近几年先后出版《曲阳北岳庙》和《北岳恒山探源》两本书。文保所所长王丽敏说,经过最近几年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北岳在河北的事实已没有争论。‘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以外,大家都知道北岳恒山在山西浑源县,而不知道历史上的北岳在河北,这里不仅有险峻的主峰大茂山,还有保存完整的祭祀庙宇北岳庙。’”

曲阳祀是没有争议的,曲阳祀所祭之山,在史家的努力下,也渐渐露出了真容。2006年,中央电视台王小丫主持《开心词典》节目中,提出过古代北岳恒山在哪里的问题,正确的答案是河北曲阳。 于是,在互联网上有人讥讽王小丫不懂历史。后来有位河北的网友,引用2003年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学术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说明古代北岳确实在河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梁勇,曲阳今天能够“东山再起”,应该说和梁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2007年,梁勇应邀在河北电视台《燕赵大讲堂》中讲河北的历史时,专门讲了古北岳在河北的事实。“我作为河北的学者,对失去恒岳痛心疾首,也对山西人珍视文化的意识表示钦佩。河北失去的恒岳,不仅仅是一个名号,更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资产。”梁勇的痛心疾首,我们可以理解。其实,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精神家园,不知何时被谁丢在了历史的哪个角落之中。

对于历史真相的探寻是没有止境的,虽然没有谁能够完全还原真相,而只能够做到越来越接近真相的某一次“日全食”般美丽的影像。其实,恒山之争早已再起波澜。李云庆在2006年、2007年的《文物春秋》上两次撰文,称河北省元氏县的封龙山为最早的古恒山。他说:“古人命名山川多取直观、会意或象形,可能封龙山最早的名称就为‘横山’,以后逐渐演变成‘恒山’。”不过,这样的“可能”,在理论上是难以站住脚的。

但是,随后提交出来的证据,就有些发人深思了。他说:《史记•封禅书》中有一段重要记载:“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因此,按司马迁记载的“五岳皆在天子之郡”这一句话理解,恒山当在常山郡管辖范围之内,而当时常山国的范围不包括后来恒山的所在地上曲阳,上曲阳时属中山国。他接说,查司马迁之后的《汉书•地理志》,这时常山郡已包括上曲阳,并有“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恒水所出”的记述,但这是恒山北迁后的记载了。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现存主体建筑德宁之殿为元代建筑),正好证明它晚于封龙山之恒山。据他考察,元氏故城曾建有北岳庙,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载有元氏《后汉北岳庙碑》,这也是封龙山曾为恒山的一个有力佐证……而元氏县志也有封龙山曾为恒山的记述。可惜,这县志是何朝何年何人所修,他没有点出。

他认为,恒山两次北移有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原因。“《史记•封禅书》说,尧、舜、禹三帝主要活动在河洛之间,五岳的方位即是以其为中心确定的。后来秦汉统一全国,疆域扩大了,而在古人眼里,地是与天相对应、相联通的。在汉朝以后的人看来,北岳对应的是北极紫岳星,夜晚在封龙山看北极星还在北方,当然就要往北不断迁移以与其疆域相对应了。”但这不值一驳,梁勇对于这种观点早已驳斥在先,西岳华山并没有因为首都的变化而迁移。

元氏封龙山,是不是北岳恒山之祖山,我们尚未看到定论。“三山五岳渺何许?云烟汗漫空竛竮。”这是清代的曹寅在《舟中望惠山举酒调培山》之中发出的感叹。虽然从五帝开始,历代帝王及诸侯王都有祭祀名山大川的传统,正所谓“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但是,我们对于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先秦的祭山,又知道多少呢?

我们没有“夸父”的脚步,无法逐日。深陷时空之中的我们,惟有空叹“渺何许”了……

 

 

附:

一、

1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今年,我国的五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继泰山成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之后的一件大事。 

这件事情与山西和河北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河北人对历史的漠视,导致北岳文化认识的盲区。而山西人对现代北岳恒山的盲目自大,致使北岳数千年文化不能整合。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北岳恒山文化如何? 

值得我们深思。 

最近,河北电视台五套节目《燕赵大讲堂》正邀请我开讲《河北古代的传说与历史》系列讲座。我利用假日期间,赶劲把我20年前关于古代北岳恒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讲稿。为五岳申遗呐喊,也为北岳文化的一脉相承鼓与呼吧。 

把我的讲稿贴在博客里,希望更多河北、山西的学者关注北岳恒山的历史文化,还原北岳恒山的历史文化真相,为五岳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共同努力。 

关于古恒山的传说与历史 

我们知道,中国的五岳是古代帝王确定的五座名山。古代朝廷祭祀五岳,不仅是对山岳的自然崇拜,更是为了昭彰对国家大一统江山的崇拜。因此,中华五岳不仅仅是五座山岳,也是中华大一统的象征。 

说起来,几乎无人不知,北岳恒山在山西浑源县。但是,我告诉你,山西浑源县的北岳恒山,实际上是因为明代山西人文附会而来的。历史上明朝以前的一千多年中,真正的北岳恒山原本在河北曲阳,而与浑源毫无干系。 

金元之后,因为分割曲阳北部设置了一个阜平县,导致恒山与曲阳县的北岳庙分离。民间俗称“大茂山”或“神仙山”。于是,在曲阳县北岳庙祭祀北岳,始有“遥祭”之说。明朝山西人利用河北人搞不清北岳恒山具体位置的机遇,开始将浑源玄武山附会为“北岳之余脉”。并不辞辛苦,伪做了一系列唐宋时期北岳刻石;后又称“玄武山为北岳之主峰”,而将曲阳北岳称“恒岳之余脉”,并不断上奏皇帝,请“改祀北岳于浑源”。但屡遭熟谒历史的礼臣驳斥。 

到了清朝顺治十七年,山西巡抚趁满清皇帝刚入关,奏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得到皇帝批准。从此,浑源建北岳庙,而具有千年历史的曲阳北岳庙开始衰落。而原本正宗的河北北岳恒山究竟在哪,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 

去年,中央电视台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词典》节目中,就曾经提出过古代北岳恒山在哪里的问题,正确的答案是河北曲阳。 

于是,在互联网上,曾经有人讥讽王小丫不懂历史,后来有位河北的网友,引用我在2003年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说明古代北岳确实在河北。 

今天的第一讲,就是关于北岳恒山的传说和误会 

1981年前后,我在大学上三年级,一次到曲阳县考察,听当地人说,县城有一座窦王殿。进去一看,原来是北岳庙,看到一系列古代帝王及其要臣祭祀北岳恒山的碑刻,原来不是什么窦王殿,而是古代祭祀北岳恒山的庙祠,应该与祭祀泰山的岱庙、华山的岳庙等五岳庙祠具有同等地位,而当地的一些曲阳人却称“窦王殿”,传说是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创建的皇宫。甚至有人指点哪座殿宇是窦建德的宫殿,哪座建筑是皇后的住所。 

我们知道,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曾经在隋朝末年趁着战乱,自称皇帝,建立了大夏政权,唐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定都于乐寿(今河北献县),改元五凤。公元619年,他攻破聊城(今山东聊城),杀宇文化及,迁都洛州(今河北永年东南),筑万春宫,与唐王朝对抗。 

四年三月,唐朝军队进攻洛阳的王世充,窦建德亲自统兵10余万援助世充,和唐军大战于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的虎牢一带。结果被李世民战败而被俘。七月中,被斩杀于长安城。他从来没有在曲阳建立过都城,哪里来的皇宫。可见土民的无知,同时也反映出曲阳北岳庙可悲的认知度。 

1982年,我在作学士毕业论文时,多次到曲阳、阜平考察,又专程到北岳庙抄录碑刻,搜集资料。后来,多次到大茂山、神仙山南北量地进行考察。搜集了大量民间传说和相关资料。 

毕业后,进一步查阅了《二十五史》的历代地理志和有关的历史地理学的文献,终于发现,历代正史中,都明确记载恒山一直在河北的曲阳县。而山西浑源现在的所谓“恒山”,在战国和秦汉时期,本来名叫“高氏山”,也名崞山,甚至浑源一代当时名崞县,原本跟北岳恒山毫无关系。 

2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接着,我又查阅了《辞海》、《辞源》、《宗教词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还购买大量跟五岳相关的书籍,翻阅了唐代河北赞皇籍的丞相地理学家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的《天平寰宇记》、明清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元、明、清各朝编纂的一统志,检索历代相关的官牍。终于弄清了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史实――就是明代以前的恒山一直在曲阳,清代开始改在山西浑源。 

但是,近现代以来的各家工具书,在表述恒山的变迁方面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 

为什么清朝顺治十七年改北岳于浑源? 

而曲阳北岳究竟是现在哪座山?工具书众说不一。看来,考证古北岳的确切地望,是河北乃至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各类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对北岳恒山的记载存在许多以讹传讹的说法,导致后人许多的误会。 

虽然,古北岳恒山在河北,在历代的历史文献中本都有明确的记载。但因历史久远,对古恒山的具体地望存在着诸多的疑问。近代以来,由于学者们忽略了历史上曲阳县政区的变化,使各类史志、类书中有关北岳地望的阐释存在不少疏漏,甚至一些权威工具书也相互因袭。 

如20世纪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中国名胜词典》、《宗教词典》等一系列大型工具书,虽然都指明古代恒山和当今恒山不是同一座山,但都存在一些疏漏。 

1980年出版的《辞海》说:“恒山,古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唐宋一名大茂山……清顺治中移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境今恒山,通称此为大茂山。” 

1981年版《宗教词典》说:“恒山,五岳中之北岳,……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明定山西浑源县之玄武山为恒山,清始开祀北岳于浑源,此后曲阳之恒山通称大茂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的河北曲阳县西北距山西边界尚有数十公里,根本与山西不接壤,而与河北省阜平县接壤。而且,在今曲阳县西北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茂山。而大茂山的具体地望,在阜平、唐县、涞源县的接壤处。 

1931年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恒山条:“恒山,在直隶曲阳县西北……一名大茂山。”另外,还专有“大茂山”释文:“大茂山,在河北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 

曲阳县本在阜平县的东南面,曲阳县的西北乃是阜平县的西南方。既然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断不可能与曲阳县接界。这显然是一个方位上的错误。 

为什么史籍明确记载的曲阳县境有古代北岳恒山,如今不在曲阳县境内? 

为什么诸多工具书都出现地理上常识性的错误?主要是近世的编著者缺少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忽略了行政区划的变迁,而相互抄袭所致。 

笔者以为,考证古代北岳恒山的准确地望,必须从北岳恒山的历史入手。 

北岳恒山,史称恒岳。《夏允彝禹贡合注》说:“恒,常也,言万物伏藏于此,有常度也。”相传舜帝北巡时,仰慕其山势雄伟,遂封为北岳,为五岳之一。先秦文献中对恒岳多有记载。《尔雅·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 

秦汉时期,恒岳有了明确的政区归属。《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今曲阳县,其范围包括今阜平县绝大部分)载,“恒山北谷,《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今唐河)”。准确说明了汉代北岳恒山的行政隶属、与相关河流的关系。 

唐代地学家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更加明确地记载:“汉三年(前204),……以巨鹿(郡)之北境置恒山郡,以恒山为名。后避文帝(刘恒)讳改曰常山。两汉恒山太守皆理于元氏(今元氏北故城村)。”[①]但全祖望先生、谭其骧教授、马非白等史学前辈,根据《史记》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载,论证认为:秦代已置有恒山郡,其治所东垣(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一带)。 

无论秦代或是西汉置恒山郡,都是因北岳恒山在其辖区内而得名。且由于封建避讳制度,汉文帝以后的文献中,“恒山”,写作“常山”。这是常识。 

3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自汉唐到北宋,恒山一直属曲阳县。《魏书·地型志》“上曲阳县”,“有恒山”。隋改“上曲阳”为“恒阳”,也是因位恒山之阳而得名。《隋书·地理志》恒阳县“有恒山”。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李恒即位,因避讳改“恒州为镇州(治所在今正定);改恒阳为曲阳;改恒岳曰镇岳。” 

而山西浑源的所谓恒山,原本名叫玄武山,在战国、秦汉乃至魏晋一直名高氏山,或高是山、崞山。出身于古代北岳恒山附近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经过深入考察,在《水经注·滱水》中准确地记载:“滱水(今唐河)出代郡灵丘县西北高氏山――就是现在的唐河发源于现在的山西浑源恒山,原本名字叫高氏山,与恒山毫无关系。 

《山海经》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郦道元详细地记载了滱水从灵丘县故城南流过沿线一系列地物后,“东经嘉牙川,川有一水南来注之,水出恒山北麓。……滱水又东迳倒马关……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也。即《禹贡》所谓恒卫即从也。” 

显然,滱水在其上游的代郡灵丘县以上,与当时北岳恒山毫无关系,在流经灵丘故城南、再往东南经嘉牙川后,才进入北岳恒山的范畴。 

而且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置有雁门郡和代郡,秦汉一直延续。而浑源县地从战国到秦汉分属雁门郡的山享县和代郡的繁峙县。既然雁门和代郡设置的时间早于恒山郡且与恒山郡相邻,却不以“恒山”为名,也足证明它与当时之北岳恒山毫无关系。所以不能用此名号。 

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说:“崞县(今浑源),本汉旧县,因山为名,属雁门郡。”如果县境内或边界有名扬四海的北岳恒山,岂能以“崞”为名。 

自汉代始,祭祀“五岳四渎”的礼制进一步健全。《尚书周礼注疏》曰:“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祀北岳常山于曲阳,后遂因之。” 

按当时礼制,在北岳恒山和曲阳县城内建祭祀庙堂。应该分别称“上庙”(也称上祠,俗称上寺)、“下庙”。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定州“上曲阳城,县治西四里,《括地志》:‘故赵邑也。……汉置上曲阳县,……。”清光绪《曲阳县志》也载:“故城在今城西四里。后魏移今治。……始建今庙。”北魏宣武帝时,随着曲阳县城的迁徙,在城内创建了现存的北岳庙。与恒山之“上庙”对应之,称为“下庙”。在以后的文献中,对此均有明确记载。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恒阳县(今曲阳县)下载,“恒山在县北一百四十里,恒水所出。”又说:“恒岳下庙,在县西四十步。”显然是指今曲阳县的北岳庙。据周汛、高春明主编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附录《古今尺度对照表》考证,唐代一尺为29.3-30厘米;唐代140里,约折合今62公里。按今曲阳县的行政区划,县城北62公里,早已跨出其县境20多公里之外。 

其实,早在郦道元《水经注》中就记载:“长星沟在上曲阳县西北,流经恒山下庙北。”  

之所以郦道元、李吉甫称曲阳北岳庙为“恒岳下庙”,说明恒山必有一座上庙(上祠)。 

《太平寰宇记》也记载:定州曲阳县“本上曲阳县也,属常(恒)山郡。……北岳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山有祠,曰安天王。按《山记》云:‘……上方三十里,周回三千里,上有大元之神泉、神草十九种,’……太史公:‘北岳有五名:一曰兰台府,二曰列女宫,三曰华阳台,四曰紫微宫,五曰太乙宫。’或曰大茂山,山北四百余里号飞狐之口……。”也证明恒山上有安天王祠。 

所谓“安天王,是宋真宗赐封五岳神仙时,赐封给北岳大神的封号。 

找到这座上祠遗址无疑对证明古恒山具体地望具有重要指证意义。 

那么,如何寻找古代北岳恒山的庙祠呢?如何确定古代北岳恒山的具体地点呢?下次我们接着讲。 

第二讲寻找古北岳的主峰 

各位观众,大家好!上次,我给大家详细论证了古代北岳恒山在河北的史实,进而证明现在山西的北岳恒山,在历史上却与北岳毫无关系。那么,古代的北岳恒山,又是当今河北的哪座名山呢? 

4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今天,我给大家讲寻找古北岳的证据。 

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迁,在曲阳县城北的140里,到处都是山峦,而且历史上当地的乡民不懂北岳恒山的品牌的价值,胡乱叫了一些俗名。已经搞不清山上的北岳庙在何处,搞不清古代北岳恒山在何方? 

尤其是五代以后,因后晋石敬瑭为了在契丹支持下当上儿皇帝,竟出卖云燕十六州给了契丹,从此,北岳恒山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的界山。北宋初期多次北征,但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北宋与辽国就以古恒山和白沟为界。河北人李昉主纂的《太平御览》说:“北岳恒山,一名大茂山,与辽分界。”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又因避讳皇帝的名讳,恒山再度改名常山。 

北宋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在河北中部设置了很多军事堡垒。曾经分行唐县北境置北寨――就是一处兵寨,属镇州(今河北正定);到了金初改曰北镇,金朝的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以北镇并分曲阳县的北境设置了阜平县,隶属真定府(今正定)。从此,古恒山就成为阜平、唐县、飞狐(今涞源)三县“接壤处”,而不再隶属于曲阳县了。 

宋金以后,祭祀北岳恒山作为一种传统仪式,礼臣奉敕祭岳,只到曲阳北岳庙,而不登恒山之“上庙”,因此,对恒山的具体地望逐渐淡漠。正是因为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联系的分离,导致了分曲阳县北境置阜平县。也导致了后世史家不重视恒山的准确地望。 

因此,金元以后的正史几乎都没有准确反映因政区变迁引发的恒山隶属关系的变化,均延续前朝记载,仍称曲阳县“有恒山”。《元史·地理志》保定路曲阳县下记载:“北岳恒山在焉。” 

《明史·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在西北。” 

《清史稿·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古北岳,顺治末改祀于山西浑源。”。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大清一统志》保定府载:“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且在“正定府”地图中明确标注“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的位置。 

直到现在,该山南麓的阜平县仍称此为神仙山,显然是“神尖山”之谐音。北坡的唐县则仍称“大茂山”,该山主峰海拔1870米,为阜平、涞源、唐县三县界山,是太行山向东延伸的一条支脉。 

可见,阜平县的大茂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之主峰。 

那么,大茂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的主峰,有什么具体的根据呢? 

从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位置的吻合性来看,其证据总结如下: 

大茂山,在北面的唐县称为大茂山,在南面的阜平县被称为神仙山。横亘于涞源、阜平、唐县之间,东西向绵延百里。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中,我曾经强调过,古代的太行山与北岳恒山原本不是一列山脉。古代北岳恒山是与太行山齐名的一列山脉,东西向分列,与大致南北向的太行山呈直角相交。 

在汉代文人伪古而编纂的《尚书·禹贡》中说的很清楚:“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可见,太行山,向东是北岳恒山,再东还有碣石山。 

大茂山、神仙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有如下一系列充分的证据。 

首先,在大茂山北面山谷中,有一座著名关隘――倒马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认为,倒马关“即汉之常山关。”汉代所称“常山”,即恒山,避文帝讳所致也。也就是汉代的“恒山关”,说明因位于恒山脚下而得名。后世,因为关口陡峭,马为之倒下,所以俗称倒马关。 

这座倒马关,距离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安葬的地方――军城不远,就在军城西北18公里。至今关城的残垣尚存,甚至还有一座城门巍然屹立。关城西面就是大茂山主峰。在唐县,从倒马关倒大茂山北麓的恒水河谷,已经被打造成为百里画廊,成为该县的一处旅游名胜。 

这是证据之一。 

其二,在大茂山的北谷,正是汉代恒水的河谷。《汉书·地理志》郑玄注:“恒水出恒山北谷。”郦道元在《水经注·滱水》中更是详细地记载了恒山出恒山北,东入宼水。 

据清康熙《唐县新志》的记载:恒水,亦作横河,盖因横、恒音同。到民国以后,始称通天河。该河从大茂山北麓的山涧流出,向东南流经曲阳县注入滱水(今唐河),正符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有关记载。 

5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这是第二条地理方位上的重要证据。 

其三,大茂山的方位,正好在曲阳县城北62公里,相当于唐宋时期的140里,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岳恒山到曲阳县城的距离完全吻合;而且在阜平县东北33公里,与乾隆《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也完全吻合。 

其四,也是很为更重要的一条证据。就是,在阜平县神仙山――也就是大茂山的南坡,保存着多处“北岳庙”的遗址。其中一处地势最高,位于阜平县“上寺”村北。笔者曾多次到该村考察,1981年,我曾经在村边古建筑遗址中找到了隋唐时期宗教建筑的标志性构建――莲花瓦当残片和其他一些古代建筑碎片,推测这里原来可能是文献中隋唐时期北岳恒山的“上祠”遗址。2004年我和河北电视台《今日河北》节目组的编导、摄像,再次乘汽车涉水达到山下的下院,然后乘坐农民的农用车,艰难地爬上山腰的上寺村。在村子东面的山坡地里,残留着一处庙祠遗址。 

这处遗址已经被农民改造成为农田,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才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一通明朝嘉靖二年十二月沙门道风《重修降魔庵智胜寺碑记》,村民回忆这里原来是北岳庙,还有老母庙,后来被和尚改为智胜寺。 

这座庙祠遗址,是否就是唐代以前北岳的“上祠”、上庙,目前的证据不足以确认其历史地位。  

但是,在阜平县的台峪乡一个山坡的“子毅中学”内,我们找到了北岳安天王圣帝庙旧址,当地人俗称“安王庙”。该中学前身是安王庙高级小学,始建成于1957年,因庙而得名。1968年改为台峪乡安王庙联办中学,简称安王庙联中,1997年更名子毅中学。这里的山坡形似一条龙,山顶平坦,上有部分农田,当地人们称为“百亩台”,或称为庙台,也是因安王庙而得名。 

村中老人回忆,这座庙原有房一百余间,庙的正门为二层戏楼,南北各建有一座塔。中间为北岳庙,左边为老君庙,右边为三皇姑庙。目前古庙已经改作学校,前后各有几处石墙圈成的农田,据所讲这石墙就是用拆毁庙塔的遗物砌筑起来的。 

现存于院内的古碑所剩无几,有残缺的碑额一块,上刻“二龙喜珠”图案,碑额篆体“重修北岳庙记”,碑文能辨认的有“重修北岳恒山……圣帝之神庙……北岳庙……圣帝……”。 

在旧庙的后面同一个坐向,有近年建造的一座小型庙宇,并在庙前安放有两块碑刻,其中一通记有康熙年号的碑记载“盖谓大茂山前有一古刹玄都观一座,建立北岳神祠於内,有四五座大殿,自尧舜以来重修不计起数矣,今以年久日深,风雨损坏,砖瓦凋零………康熙闻此,哀悯一郡黎民,明示去粮道人……”另一块残碑字迹不清,看上去要比康熙年间的碑刻时代要早。可以辨认出的字迹有:“浑沦朴散,开天化地,……罗列群山,朝五岳大茂山门……”等字样。 

这处北岳安天王圣帝庙是在玄都观内创建,还是比玄都观的历史更为久远,目前的碑刻难以说明。 

根据文献和曲阳北岳庙的碑刻记载,北岳恒山之神封为“安天王”,始于唐天宝年间。唐开元年间刻立于曲阳北岳庙内的《大唐定州北岳恒山灵庙之碑》,其碑额还是“大唐北岳府君之碑”的称谓。到天宝七年(748)李荃撰文的《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碑》碑文首行为“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记载了唐玄宗敕封北岳恒山安天王的史实; 

现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6年)《北岳安天元圣帝碑铭》记载,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封北岳恒山之神为“安天元圣帝”,标志着北岳恒山之神从唐代的“王”升为“帝”。 

自然,原来的北岳庙,在唐代升为安天王庙,北宋称为安天元圣帝庙。 

根据这座安王庙中学保存的“北岳安天王圣帝庙”的残碑和建筑遗址分析,肯定不是汉唐时代的北岳庙上庙的旧址,而应该是北宋北岳神仙升为圣帝以后的北岳庙的上祠的遗址。 

曾出任河北西路都转运使并多次深入考察过太行山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卷十四中记载“……北岳恒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也就是说的山下的安王庙的原北岳庙)”。接着,他又记载:“石晋之后(石敬瑭的后晋以后),稍迁近里(靠近县城的地方)。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山……” 

6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这是第四方面的有力佐证。 

当然,还有第五条,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实物证据,还是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城的北岳庙,其建筑宏伟,规模宏大,典型的北宋建筑形制的德宁之殿,是古代北岳庙的主殿,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群,是从北魏以来历代帝王或者礼臣祭祀北岳恒山正宗的庙祠,是古代封建王朝江山一统的行政之一。 

在这座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庙祠中,保存着唐代以来许多帝王要臣祭祀北岳的碑刻官谍,其中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苏轼等帝王和要臣的碑刻,是无法复制的北岳历史的光辉文化亮点,其证据显赫,全国著名,与山东祭祀泰山的岱庙、陕西祭祀西岳华山的岳庙、中岳嵩山的岳庙具有同样显赫的地位,其中明代及其以前历代北岳相关的文物,是中国古代北岳文化辉煌的历史印记,是山西浑源北岳庙无法比拟的厚重的历史积淀。 

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在阜平、唐县、涞源、曲阳等县进行深入考察,能找到多处印证神仙山、大茂山就是古北岳主峰的佐证。而在山西浑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元代以前可信的古北岳的任何文物证据。 

至于现存于浑源恒山的许多与北岳历史有关的石刻,抑或是所谓唐代河北诗,,人贾岛在恒山留下的诗刻等等一系列所谓的历史遗迹,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明代中后期一些文人、道士,为了标榜这里是北岳恒山而伪作的印记。 

这些刻石、碑碣,如同当代人胡乱雕刻的刻石、碑记一样,丝毫不能作为那个时代原生态文化的标志,只能作为赝品体现后世伪作者的艺术作品。因为它从根本上别离了历史文化的原生价值,只是后人在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伪作的“假文物”。这种伪作之举,不仅是当今北岳恒山的文化价值大大折扣,而且也大大伤害了北岳恒山二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价值。 

总之,从文献,到实地考察的实物证据,及地理测量的实际距离,都证明,大茂山(南麓称“神仙山”、神尖山),就是古代北岳恒山的主峰。 

尤其是在中华五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如果忽略了河北曲阳北岳庙文化,忽略了古代北岳恒山大茂山的历史文化,肯定会从根本上影响到北岳文化的价值。因此,如何整合古今北岳恒山的文化,发掘古代北岳恒山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应该是值得申遗专家们认真思考并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好了,今天关于古代北岳恒山主峰的论证就讲到这里; 

下期,给大家讲北岳恒山历史变迁的真相。欢迎大家收看。 

谢谢! 

第三讲北岳恒山的变迁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给大家讲了寻找古北岳恒山的历史证据。从五个方面证明古代北岳恒山,就是现在阜平县和唐县交界处的大茂山。 

那么。北岳恒山如何从河北的大茂山改到山西浑源的宣武山的呢? 

史学界对此长期是众说纷纭。 

早在1987年,笔者针对山西一位叫古鸿飞的学者在《地名知识》刊发的《恒山地名趣谈》的文章,撰写了《再论恒山之变迁》的短文,发表在山西《地名知识》1987年第一期,简要讨论恒山变迁的历史过程,试图澄清今人关于北岳变迁的误解。 

此后,《河北地方志》、《燕赵晚报》、《河北青年报》、《燕赵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就北岳恒山的变迁的史实问题,采访笔者,有的对笔者20世纪80年代的考证成果做了报道。但对北岳的认知,在学术界仍然存在误解。 

2004年,《河北学刊》刊发了王畅同志《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重提曲阳北岳庙“为遥祭北岳恒山神而建”的旧说。甚至认为,从古代文学作品中看,明代乔宇《恒山记》,《徐霞客游记·游恒山日记》、杨述程《登恒山记》“等皆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此乎从未有过什么变迁,更看不出有过晋冀之争”。并指出:“恒山不是指的某一山头,它应是指一个山脉。这个山脉,属于太行山的一个支脉,它延伸于晋冀之间约150公里,包括今之山西的浑源、灵丘与河北的阜平、涞源、曲阳一带” 云云,否认历史上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笔者不敢苟同,因此,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再论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再陈拙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 

7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其实,在元以前,北岳恒山在河北,而与浑源毫无关系,这在大量的史学文献中并不存在异议。因为历代正史和《元一统志》以前的所有地理总志中,都有明确记载。只要稍稍研究过、甚至只要系统地翻阅过这些历史文献的学者几乎都知道。 

北魏地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明确地记载了滱水流经的高氏山与恒山之关系,曾经出使契丹经过北岳恒山的北宋河北西路都转运使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有明确记载,史实十分清楚。而浑源的玄武山似乎无望从元代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任何与恒山相关的片纸佐证。至于王畅同志提到的明代乔宇、徐霞客、杨述程等人直指浑源恒山为北岳,以此作为浑源始终就是恒岳、抑或始终也是北岳一部分的依据。显然是缺少对历史文献的认真翻阅。 

宋代以前,北岳恒山在曲阳,正如东岳泰山在泰安、中岳嵩山在登封、南岳衡山在衡阳、西岳华山在华县一样的明确。因此,山西浑源玄武山不可能与河北曲阳县分享恒岳的名分。在明代以前历代文献中关于“北岳恒山”的定义,也都从来没延伸到山西和浑源一带。直到《元史·地理志》大同府、大同路、浑源州,都只字没有提到与恒山有任何的关系。 

可见,北岳恒山古今有别,这是不争的史实。没有任何模糊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北岳恒山改到了山西浑源呢? 

从历史史实看,北岳恒山的变迁,主要是因历史的误会所致。 

五代以后,北岳恒山成为中原王朝与契丹的边界,尤其宋辽对峙时期,大茂山成为宋辽战争要地,山间的宗教建筑和恒岳“上祠”废毁,作为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曲阳北岳庙百里之遥,历代朝廷的礼臣奉使祭祀北岳,只到北岳庙而不登恒山;尤其是金朝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导致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在文化认知上的分离。引发了河北人淡漠了北岳文化名山的地位,而只强调北岳庙祭祀岳神的作用。为所谓“遥祀”之说提供了附会的机会。因此,现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宋重修北岳庙碑铭》也承认:“天下之岳五,独有北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今庙于曲阳,由唐以来记刻皆不载废迁之由。” 可见在北宋时期的文人心中,恒山上的“岳祠”已不知废于何代了,恒岳本身的认知度已大打折扣。 

再加上河北的土著人士,滥用“大茂山”、“神仙山”、“神尖山”之类俗名替代恒山正名,导致恒山知名度的沦丧。这是一种文化认知的悲剧。 

从明代开始,山西的文人们开始指认浑源的崞山、高氏山和玄武山为“恒山之余脉”。他们的理由可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崞山,在五代、北宋时期战争影响相对较小,山上多庙宇寺观,僧侣、道人称“玄武山”、“玄武峰”、“玄岳”、“紫岳”。其中有些古代北岳恒山原有的寺观,在战乱中迁徙到此,甚至佛教僧侣、道士自称恒山某某寺、观。为民间附会为恒山提供了可能。 

二是因为“玄武”,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北方,而且浑源的高氏山正是唐河上游的发源地,与河北的恒山一水相连,一谷相通。 

第三是,有些官吏、文人,将北岳恒山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附会于浑源的玄武山,而且采用类似当今旅游开发的手段,伪做了各种恒山的遗迹。如战国时期晋国正卿赵简子登恒山处、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恒州山中”之遗迹、唐代恒州道人张果修行之遗迹,以及唐代诗人贾岛恒山诗作等等, 

这些人在恒山的事迹,本来发生在河北“恒山”,《晋书·释道安传》有明确记载。唐代道士张果在恒山中修行的事迹,《新唐书·方伎·张果传》和《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乃由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刺史韦济发现并举荐给唐玄宗,显然发生在河北道恒州境内,而与浑源毫无关系。但是却通过传说附会到玄武山。 

经若干年附会的民俗化,山西浑源的玄武山知名度有了一定的积累。到明朝弘治七年(1494)有人在玄武山上显赫地镌刻“恒宗”两个大字,如今称为“大字湾”。 

嘉靖三十五年,就是1556年,明朝的皇帝在玄武山“求真芝十二本”,称“玄芝”。此后,山西文人干脆称玄武山为“恒山之主脉”,而将河北的恒山称“恒山之余脉”。 

8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在这种背景下,明代的礼部尚书乔宇(1457-1524)、旅行家徐弘祖-徐霞客及以后的明朝中后期文人,作为游历浑源玄武山的匆匆过客,赏美景,抒情怀,在其文学作品中将其称为北岳,正像当今许多文学名人、艺术明星在文学作品中赞赏浑源恒山一样平常,很难作为断定恒山始终没有变迁的佐证。即使是被后人推崇备至的徐弘祖――徐霞客,其实不过是个描述性的旅行家而已,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他的《徐霞客游记》仅仅游记而已,与郦道元的《水经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更是绝对不能作为考证历史问题的佐证。 

还必须指出,虽然明代一些文人都将浑源玄武山称为恒岳,但从文献来看,有明一代,任何皇帝都没有下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恒山。 

到嘉靖、万历年间,北岳的晋冀之争开始进入朝廷的议事日程。 

一些地方官吏不断上奏朝廷,请求改祀北岳恒山于浑源,但屡屡遭到一些朝臣的坚决反对。 

嘉靖廿六年,就是1547年,“河南陈公诬奏罢曲阳庙祠。”大臣周寅坚决反对,为此,这位大臣在曲阳北岳庙专门刻立了《北岳庙图记》。以记载曲阳北岳庙的建筑格局。 

遗憾的是这位周寅对史实了解甚少,因此,在碑中仅仅是感慨北岳庙之宏大,北岳神灵长期安居之乐业。甚至说:“恒山居无岳之一,而雄峙于混源。……曲阳无北岳之山,而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 

可见他也说不清北岳庙建于曲阳的真实历史背景。他反对改祀恒山于浑源的理由仅仅是曲阳县“乃北岳之方位之地也。”这显然难以以理服人。 

但是,朝臣中毕竟不乏熟读经史的一些学者,能阐明北岳不能改祀的理由。《明史·礼志》记载: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礼臣沈鲤 “力驳其无据。”[②]指出:“《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礼曲阳是。”[③]沈鲤的这段论述一方面证明:明代没有任何一代皇帝正式改封浑源玄武山为北岳。不然,在那个封建专制时代,作为礼臣的沈鲤断不敢如此坚定地反对改祀北岳于浑源。 

第二是说明,浑源称北岳,只是州志碑文传说,没有任何正史经传的依据。 

当时文人不断请求改祀恒山的愿望,正是在恒山与北岳庙长期分离背景下,希望通过改祀实现北岳与北岳庙文化的整合,解决北岳文化衰落的现状。其文化上的初衷显然是应该肯定的。 

经历几十年的辩论,山西官吏、文人始终没放弃改祀北岳的主张,但又无法回避历代正史记载的史实,因此,直到明朝灭亡,“改祀北岳于浑源”的愿望也没实现。 

王畅先生列举《明史·地理志》记载:“恒山在(曲阳县)西北。”又说:“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与北直隶曲阳县界。”试图说明浑源恒山与曲阳北岳恒山,都得到明朝承认。 

其实,从文献学来说,《明史》是清朝大臣张廷玉主持编写的,其中不少内容,掺进了清朝统治者的一些意志,这大概是史学界毋庸置疑的常识吧。 

清朝顺治十七年秋七月,刚刚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根据大臣上奏,批准 “移祀北岳于浑源”。从此,浑源玄武山经敕封而正式成为北岳主脉,但为了顾忌汉唐以来历代文献记载的不可篡改的史实,又不得不承认曲阳北岳恒山之地位,于是就有了曲阳恒山与浑源一脉相连的说法。如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曰常山,亘保定府西境及大同府境。” 

其实,明以后的文献都回避了金朝分曲阳县北部置阜平县的史实,不敢承认北岳恒山已不在曲阳县境,而被分置给阜平县。 

从此,完成了北岳恒山变迁的历史。但由于北岳的晋冀之争主要集中在朝臣、上层文人与礼臣之间,因此,民间对其中的史实知之甚少。尤其是经清代数百年后,就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不仅曲阳县具有近2000年文化积淀和1500多年建筑史的北岳庙,被后世称为“遥祭北岳恒山之庙”,且在许多现代书籍、地方志和有关文章之中,对北岳的历史都存在含混之词。 

9 五岳申遗,北岳文化在哪里? 梁勇  

比如中华书局版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五岳史话》说:“元、金、明、清诸代建都北京,曲阳恒山在京城之南,同北岳之称不符,而恒山主峰在山西浑源,位于京城之北……” 

1985年8月4日《光明日报》刘啸《从五岳中没有黄山说起》也说:“元金明清诸代建都北京,曲阳恒山在京城之南,同北岳之称不符,清顺治十八年根据礼臣的建议,改祀位于京城之北的山西浑源为北岳。” 

2002年12月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纂《河北风景名胜》一书,在保定市有关名胜介绍中,也使用了“遥祭恒山北岳庙”的标题。而且没有正确说明北岳庙与古北岳恒山的关系。 

其实,众所周知,中国的五岳在周秦时代就已形成,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礼制。但并不曾有以某朝代京城方位而改五岳的史证。比如西汉、唐朝建都长安,并没有因西岳华山在京城以东而改易;南宋都杭州,也没有因东岳泰山在西北而改封。明初朱元璋祖孙两朝建都南京,东岳泰山也在其西北。 

再说,浑源恒山(北纬39度)之方位也不在北京之北,而在北京(北纬40度)西偏南。 

还有,直到《元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曲阳县……北岳恒山在焉。”而浑源州只字没提到恒山。可见直到金、元时期,浑源还与恒山无任何关系。因此,北岳恒山之变迁,与金、元、明建都北京本无关联。 

北岳恒山变迁的过程,首先是因河北人文化意识之淡漠,逐步放弃了对“北岳文化礼制”之责任,而为精明的山西人提供了赢得“恒山”名号的机会。而且经历长期舆论准备的山西官吏,把握清朝入关之机遇,利用顺治皇帝对历史事实的蒙昧,将祭祀北岳的权利从河北争夺到手,不仅成就了一座晋北的文化名山。也实现了北岳恒山与北岳庙文化上的整合,使具有2000年文化底蕴的恒山文化得以传承。应该说,这是中国山岳文化传承史上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对中国山岳文化资产利用的一个独特范例。历史证明,通过恒岳之变迁,山西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利益。 

而河北的北岳恒山,却从汉唐以来的历史文化名山,被庸俗为“大茂山”、“神仙山”之类,以致最后沦为一座非常平庸而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山峰。从文化资产视角来看,河北因此而失去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北岳”的名分…… 

更滑稽的是,自清朝改祀恒山于浑源之后,曲阳北岳庙的宏伟建筑群,在河北人的心中竟被附会为“窦王殿”,讹称“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之宫殿”。甚至北岳庙内为供奉一颗陨石而建的重要建筑“飞石殿”,在河北被讹称“殿中飞来石,是从浑源恒山‘飞石窟’飞来的,因而在曲阳建北岳庙遥祭北岳”。甚至在这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旅游解说词中,存在着难以枚举的附会传说,而对历代碑刻、文献所载的凿凿史实,却很少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比失去北岳恒山更大的一种历史遗憾。 

北岳恒山之变迁,留给历史一个可悲的笑柄,也留给后人太多的人文反思。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 

[①] 《元和郡县图志》光绪十九年补刊木版本,卷21,河北道恒州。 

[②] 《明史·沈鲤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影印本《二十五史》第十册,8386页; 

[③] 《明史·礼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二十五史》10册,《明史》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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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恒山旅游:何日与兄弟四岳并驾齐驱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0日04:59

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早春时节,欣闻五岳联合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进入倒计时,有关市县正紧锣密鼓地对北岳恒山景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拆迁整治

“绝塞名山”雄奇壮观,文化底蕴异常丰厚

北岳恒山位于我省大同市浑源县境内,叠嶂拔峙,群峰奔涌,因其主峰天峰岭海拔2016.1米,又被称为“绝塞名山”“人天北柱”。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面对雄奇壮观的恒山叹道:“伊阙双峙,武夷九曲,俱不足比拟也。”

恒山文化底蕴异常丰厚,《周礼》载,“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恒,常也。”恒山又被称为太恒山、常山,为历代皇帝朝拜祭祀而闻名于天下。三千多年前,西周第二个皇帝周成王“狩猎至北岳,北方诸侯朝于明堂。”《史记》载,“秦始皇二十九年,复游海上,主瑯玡,过恒山。”《前汉书》载,“汉武帝天汉三年春三月,至泰山修封后,又亲往恒山祭祀”,并第一次将恒山封为神。至此,历代帝王仿效汉武帝不断到恒山封禅。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登恒山,并在恒山创建岳庙。乾德六年,宋太祖赵匡胤为祭北岳,亲临定州,面北遥祭。明清两代,几乎所有帝王都遣使专程到恒山祭祀。顺治庚子年,清廷决定将祭祀北岳的盛典移归浑源恒山主峰。康熙皇帝亲笔题匾:“化垂悠久”。

恒山野生动植物异常丰富,有高等植物86科、380属、807种,植物区系中含有华北落叶松、云杉、臭椿、蚂蚱腿等古老的第三纪植物区系孑遗科属。恒山境内,有药用植物300余种。有白天鹅,黑鹳、金钱豹等国家保护濒危珍稀动物8种,许多濒临绝境的珍贵动物在这里繁衍。

清华大学教授杨锐认为,五岳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是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最佳记录,五岳代表了不同气候带、不同植被区划的重要栖息地类型,其中生活着濒危及特有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恒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前人曾说:“恒山之险,可折天下脊。”春秋时,代国靠恒山而存天下;战国时,燕赵凭恒山而立天下;两汉时,匈奴利用恒山而争天下;东晋时,慕容氏依恒山而威天下;北魏时,拓跋氏依恒山而分天下;宋仗恒山而守天下;金恃恒山而鞭天下;元、清,都凭借恒山为轴线的绝塞天险而统一天下,因而又被称为天下制胜之山。

恒山是道教文化名山,属三十六洞天中“第五洞天”,自西汉起,到唐代,道教名师云集,倒骑毛驴上恒山的张果老,便是久居恒山的仙道之一。至明代时期,恒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三寺四祠七亭阁,七宫八洞十五庙。”明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御赐岳道士各种道经512种,共1479卷。

1982年,恒山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风景名胜区。

游客只知有悬空寺,不知有恒山

在日益兴起的旅游热中,北岳恒山与兄弟四岳相比如何?有不少游人把旅游鼎盛,收入可观的泰山喻为“华贵而初嫁的少妇”,把起步艰难,发展旅游较晚的恒山比作“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少女”。

在大同市恒山管委会采访,参加“五岳申遗”的恒管委副书记徐辉告诉记者,目前,从门票收入看,北岳恒山2008年达到2750万元,实现综合收入1.9亿元。而东岳泰山年门票收入约2亿多元;南岳衡山1.4亿元;西岳华山7775万元;中岳嵩山1.2亿元。从门票之外“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看,其综合收入更为可观。

同为五岳,门票直接收入落差如此之大,恒山究竟缺少什么?是投资不足?还是宣传缺乏?是拉动发展旅游的机制创新不够?还是旅游景点大环境欠缺?位列中华五岳,按说各方面条件不错,但人们只知道华山之险,泰山之雄,嵩山之峻,衡山之秀,而对北岳恒山知之甚少,似乎被人遗忘。

记者与一位来自广州市的旅客探讨恒山旅游时,他说,恒山在国内名山中,论雄奇秀险,可称得上是国内名山,不少名山难与媲美,而旅游搞得不活跃,完全是宣传力度不够。不少外地旅客,只知有悬空寺,不知有恒山,就连山西的一家博物馆宣传风景名胜,标在大同浑源这一带,只标着悬空寺,而没标恒山。

一位姓白的太原出租车司机,游过不少省内外名山,他从恒山回来这样说:“恒山这么好的宝贵资源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主要是投入不足的问题。他说,五岳名山之一恒山投资力度还不如介休绵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方游客说:“早听说恒山很有名,但你们那里山路十八弯,超载虽然治好了,可时间刚过三点多,酒店开着门,服务员坐了那么多,却都说,‘下班了,没饭’。还有不少旅游点一些不法分子强拉强卖没人管。建议你们从方方面面考虑到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的需求,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恒山采访期间,当地一位领导干部这样说:“恒山旅游虽然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发展速度屈居其它名山之后,与资源优势极不相称。尤其旅游开发与规划的总体水平尚待提高,尚未联网成线、成块,形不成完整的旅游气候与拳头产品。一些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如专线旅游、专题旅游、民俗旅游、休闲度假等项目尚待开展。”

记者了解到,北岳恒山旅游横向比,差距较大;纵向看,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不少可喜进展。自1999年第一届恒山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连续成功举办数届中国大同云冈、恒山旅游节和首届中国北岳恒山武术文化产业(国际)论坛暨全球青年华人文化论坛,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高度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恒山景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投入达5000万元,恒山主峰有了山西最好的客运架空索道,主景区10公里花岗岩人行石阶路取代了昔日晴天的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土路。

精心整治景区内外环境,提升自然度、美感度、灵感度

记者在恒山管理办公室了解到,目前,大同市正抓紧落实拆迁整治与基础设施建设。据悉,2008年12月,国家建设部召集各岳各建设部门领导在北京世纪国宾馆召开会议,确定泰山扩界四岳申遗提名的时间定为2010年1月。

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说,恒山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第一珍贵资源。推进文化旅游大产业,是实现富民强市的重中之重,是建设现代服务业的第一要务。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包容性、运动性、多元性和辐射性非常大的产业。旅游整合世界,人类共享文明。文化旅游产业可以兴大同、富大同、名大同,让世界了解大同,让大同走向世界。

耿彦波表示,恒山是人与自然联系的圣地,具有传世性的科学、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是人类文明遗产的奇迹,大同市要按照“区内景,区外商”的规划原则,精心整治和打造景区内外环境,拆除有碍观瞻的不协调建筑,搬迁影响景区环境的村庄及各种服务设施,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全面系统地改造提升山水寺庙建筑。景区整治外扩到神溪湿地、永安寺、文庙、圆觉寺、粟毓美墓和历史街区。要改善景区道路环境,进一步提高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自然度、美感度、灵感度,还锦绣河山之完美形象,大力复兴中华山水文化精神,让恒山大景区早日成为珍贵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重要遗产圣地。

大同市委的邵奎认为,恒山旅游业虽起步较晚,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蕴藏的潜力很大,近年来政府围绕恒山旅游办了很多实事好事,为促进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许多景点开发需体现地域特色,且应链条式开发,以吸引更多的人观光旅游。

记者在恒山采访时,恒山管委会呼吁:恒山风景名胜区外围地带有个别采石开矿情况,为确保申遗顺利进行,务必禁止景区内采石、开矿等严重破坏山体、植被的行为。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城应加快治理空气污染问题。尽快出台恒山景区保护法规。目前,《恒山风景名胜区条例》已提交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进入立法程序。

本报记者 田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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