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象”的呦呦鹿鸣

李顺亮

2017年9月15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之中的《鹿鸣》诗章,所展现出来的美好意境,从古到今都为人所称道。曹操在《短歌行》之中,又特意对此章句进行了重复,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像空间。鹿鸣,从此成了求贤若渴的代名词。

但是,究竟这里“呦呦鹿鸣”的鹿,是什么鹿呢?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讲过,也没有老师教我。我一向以为就是鹿而已,不就是漂亮的梅花鹿吗?其实,“呦呦鹿鸣”的鹿还真不是梅花鹿,而是麋鹿。为什么说是麋鹿呢?我们得拿出证据来。证据恰恰就在《诗经》之中。

《诗经》有“四始”,而《鹿鸣》为“小雅”之始。“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所作的分类。“风,讽也。雅,谞也,颂,诵也。此四始之本字。”至于“雅”之所以会被人误会为“正”,据说是因为:“《说文》疋下古文,以为诗大雅字。疋字隶体似正,故傅会训正,其实古文借疋为谞,后又借雅为谞也。”那么,“谞”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给出了答案:“谞,知也。”

于是,我们明白,雅就是知。大雅就大智,小雅就是小智,反正不管大智还是小智,都是智者之言。而这智者之言,都是要说给王者听的。中国人一向说自己人微言轻,这个成语“人微言轻”的典故,出自北宋苏轼的《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及因修廨宇书》:“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报,盖人微言轻,理当自尔。”北宋是这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诗经所处的周朝亦是如此。一个人的地位与声望直接挂钩,地位越高的人,其言其行就可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在这里,一个人智不智与其地位高不高,划上了等号。东汉王充《论衡·自然》云:“舜、禹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在任贤使能的时代,大智者与地位高划上等号的确没有问题。只可惜,在基于血缘、亲缘的宗法制度之下,分封建国而来的大小贵族,身处高位与贤不贤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管怎样,大雅即大智,多为大贵族所作;小雅即小智,多为小贵族所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正因为“小雅”多为小贵族所作,所以小雅之中的“牢骚”难免,有不少类似“风”这样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小贵族的志趣,也时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但平时又不能乱说,只有在宴乐之时,人与人之间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暂时得到了平等,言行得以放肆些许。于是,踏歌以咏声,借诗以言志,在宴乐这个最佳场合得以上演。朱熹《诗集传》对此看得最清:“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

据清代学者研究,《鹿鸣》的乐曲至两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乐曲归乐曲,诗辞至今仍是在的。但是,曹操《短歌行》中的“鹿鸣”,与《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二者大不同。前者是一代枭雄求贤若渴所发出的“呦呦鹿鸣”之声,后者是实际上仅仅是小贵族宴乐场景的再现。朱熹《诗集传》云:“此燕飨宾客之诗也。”又云“岂本为燕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与?”其实,朱熹是被此后诸如曹操《短歌行》之类的引申误导了,以为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恰恰相反,这首宴乐之诗,原来只是小贵族的助兴之辞,甚至可以说是显摆之辞。

你看,小贵族的宴乐之上,和以湛乐,配有旨酒,光乐就有鼓瑟、吹笙、鼓簧、鼓琴各大种类,好一派盛大的宴乐图。正因为这首诗是宴乐之诗,所以“呦呦鹿鸣”也不仅是作为起兴之用,而是实际场景的一个抽象表达。因为,宴乐往往是与祭祀相连的,祭祀之后必有宴飨。而国之所重,又在祀与戎。戎之前必有卜,卜之吉则戎,戎之后必有祀,祀之后必有飨。这一整套程序是彼此相连的。也就是说,最高规格的宴乐,必然是从戎祀之飨中来。不幸的是,麋鹿不仅是狩猎的对象,也是重要的祭物。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殷商之亡与其对东夷用兵有莫大的关系。而商纣王兵败自杀,选择的地点就是都城商邑的鹿台。这个鹿台,显然就是囿苑之中赏玩麋鹿的建筑。商纣王在这里“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可见这是他特别钟爱的地方。商纣王鹿台自杀之后,周武王“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从这个记载来看,商纣王的鹿台不仅是作赏玩之用,还屯积居奇,收藏了很多宝贝在这里。乃至自燔于火之时,他才可以“蒙衣其珠玉”。有诗为记:

忆昔商王起鹿台,

罔思固本聚民财,

而今台散空台榭,

惟有闲云自往来。

有周一代,对东夷用兵,同样史不绝书。到了秦统一六国之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才完全成为华夏的一部分。而原来东夷的世居之地,恰恰也是麋鹿重要的活动区域。于是,戎祀之中,麋鹿而不是梅花鹿,就成了象征胜利的重要祭物。久而久之,拥有麋鹿、圈养麋鹿,就代表着身份的高贵,宴飨麋鹿就化而为表示对嘉宾的最高规格接待。“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之中的这一记载,是那个时代风尚的真实写照。

孟子自然是贤者,所以梁惠王才有此一问。而王还要“立于沼上”,正好反映了麋鹿一贯的生存环境。麋鹿喜欢活动于沼泽地带,以嫩草和水生植物为食。至于麋鹿从淮泗之间,跑到了魏梁之地,也已经算是背井离乡,纯属被捕捉之后的迫不得已。在梁惠王的礼遇之下,孟子是听过呦呦鹿鸣的。但孟子却反过来借此说起了贤君,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劝谏梁惠王要做一个不“独乐”的贤君。

紧接着,孟子引用《诗经》来证明:“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建筑灵台,庶民踊跃参与,与民同乐,感天动地,以致巡游灵囿,母鹿悠游自在……这里的鹿,显然也是麋鹿,不然孟子不会拿来说事。

孟子还答过齐宣王之问:“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可见,麋鹿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猎杀的,这是君王以及随同的王公贵族才有的游猎专利。当然,孟子是在吹捧君王之中,教育君王以民为本、一心向贤。至于唐宋之世的儒生,在科举考试之后举行的宴会上,也歌唱《鹿鸣》之章,称为“鹿鸣宴”,功用就只剩下吹捧本身了:一方面,捧朝廷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吹自己是选拔出来的贤才。

除了宝马这一类有实用功能之外的动物,要为一代接一代的君王所重,要么因为奇美,要么因为珍稀。麋鹿恰恰这二者兼备。于是,麋鹿的命运就先天注定了。麋鹿奇美,是因为它的“四不像”。何谓“四不像”,因其头脸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故名“四不像”。姜太公姜子牙故里河南省卫辉市太公泉镇吕村,太公庙里的石桌子下面,卧着一头“四不像”。《封神榜》之中,“四不像”就是姜子牙的坐骑。当然,在实际生活尤其是战争之中,一个人是不可能骑着“四不像”的。但是,在神话世界里,姜子牙的坐骑安上“四不像”,肯定有其背后的精神蕴涵。这个精神蕴涵就是麋鹿与贤者之间的关联:姜子牙是贤者中的贤者,自然要骑上与众不同的坐骑——麋鹿。

除了天上虚无飘渺的龙、地上无中生有的麒麟之外,麋鹿可能是中国本土最著名的动物了。哪怕是麒麟,也有麋鹿的成份在里头。《说文》解释:“麒,仁兽也,麋身牛尾。”原来,麒麟是麋鹿之身。难怪这种曾经广布于东亚地区的麋鹿,会在汉朝末年就近乎绝种。自然气候变化,造成栖息之地萎缩,固然是麋鹿近乎绝种的主因,但是人为因素亦难辞其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要感谢帝王囿苑的圈养,不然或许就真得灭种了。

麋鹿和帝王的关系之密切,我们可以从《三国志·魏书三》中略窥一二。魏明帝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他最终得以上台,就是因为麋鹿。“魏末传曰: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其实,曹叡只不过是触景生情罢了,因为他的母亲如鹿母被诛杀,他自己就如那只可怜的鹿子。魏略曰:“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但是,就是这一时人与麋鹿之间的碰撞,所生发出来的侧隐之心,让曹叡以人性的善良在帝王承继之争中胜出。

当然,帝王囿苑圈养的目的,本质是为了游猎取乐,并不是真的为了什么保护珍稀动物。只不过,恶因结出了善果而已。元代之时,就是为了以供游猎,残余的麋鹿被捕捉运到皇家猎苑内饲养。到了19世纪,可怜的麋鹿只剩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一群。据说,清朝末年仅剩120只。

此后,麋鹿的命运就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865年,法国传教士大卫在一次骑马调查京郊之时,偶尔发现了“南海子”里的“四不像”。翌年,他用20两银子骗去一对“四不像”制作成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从此,麋鹿学名被称为“大卫鹿”。尔后,又有一些“四不像”先后被运往欧洲一些国度。1900年,八国联军把“南海子”的“四不像”劫掠一空。看来,有文化的强盗比没有文化的强盗还更可怕,没有文化的强盗眼中只有金银珠宝,而有文化的强盗则什么都抢。从此,东土无此祥瑞之兽,再也没有呦呦鹿鸣。

后来的后来,麋鹿的故事读起来,让人无限感慨。麋鹿不仅成了中英友好交流的一个象征,而且麋鹿成了1998年长江抗洪的余响。感谢2015年11月19日《长江日报》刊发的报道《一段跨越百年的中英“麋鹿缘”》,贝德福特十五世公爵欣慰野生麋鹿种群在中国恢复,我们华夏子孙闻之同样欣慰无比。“最开始,我们对麋鹿能否适应野外生存并不乐观”,博依德夫人说,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冲出了一个契机,“一些为了逃命游过了长江的麋鹿,开始处于完全自生自灭的状态”。

麋鹿有幸,中华有幸。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研究员丁玉华说,北京、江苏大丰和湖北石首,是我国麋鹿研究保护的三大重镇,石首野生麋鹿种群的恢复,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做出了范例。让我们记住1985年8月24日,首批22头麋鹿乘专机从英国乌邦寺抵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贝德福特十五世对那一天记忆深刻:“父亲带我登上飞机。他让我去打开栅栏,把麋鹿放至栖息地。父亲反复说,麋鹿属于中国,贝德福特家族只是‘帮了些忙’。”

“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这是《墨子》里描述的一幅美好生态画卷。庆幸的是,随着麋鹿从英国回归东方故土,呦呦鹿鸣早已不再是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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