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的前世今生

李顺亮

2017年10月8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李白顽皮如小孩,不仅胆大包天,上了比高耸入云还高的顶天的危楼,而且居然伸手去偷摘星辰。星汉灿烂,满天的繁星在他的眼里,就如好吃的蟠桃园里令人垂涎的一颗颗蟠桃,或如好玩的百宝箱里的闪闪发光的一件件可爱的玩具。

李白的《夜宿山寺》,以其特有的超然想象能力,纵横天地日月星辰之间,天真浪漫,豪放雄浑,才华横溢,诗我如一,作为千古佳作,早已嵌入中华文化的灵魂之中。但是,无知如我,从小到大,学了半天,也吟诵了不知几回,却若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以前从来没有深究过“危楼”二字。

楼高则危,高处不胜寒,这是我所知道的。想要成为危楼,经李白一说,百尺之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此次国庆中秋串联出现了难得的8天长假,想着能不能去李白的故里江油青莲走上一回,攻来略去无意之中查到了绵阳的越王楼。于是,危楼的问题就冒出来了。

李白口中的危楼,究竟是泛泛而写艺术想象之中的高楼,还是真有所指,在哪一处高楼前有感而发呢?据说,这首《夜宿山寺》,一般认为是李白在湖北省黄梅县所作,写的是黄梅县蔡山峰顶山的江心寺。作为安陆的上门女婿,李白一生与湖北渊源极深,而且他与长江有不解之缘,一叶轻舟万重山里一日还,说他到过黄梅的江心寺,自然还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2006年3月之后,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看法了。如今,李白故里所属的地级市是绵阳市。坐落在此地的西南科技大学,其《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载了一篇李德书的《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文章认为,李白在湖北黄梅县所写的诗是《题峰顶寺》,诗句是:

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至于那首《夜宿山寺》的内容,应为李白少年诗作《上楼诗》的内容。而李白中年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来源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可是,《上楼诗》又是在哪里上楼呢?这个意见认为,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

我个人觉得,一般寺院这种地方没有百尺高的危楼吧,要说有百尺高的塔还差不多。绵阳恢复重建的越王楼呈唐式昂斗飞檐歇山式,主楼高99米,内外共15层,底层东西长66米、南北宽88米,总建筑面积达2.6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设计最复杂、楼层最高的仿唐建筑。越王楼,说高百尺还有一定道理,虽然我们都知道古人诗中的尺寸都有夸张的成分,但即使达不到百尺也能接近这个高度。再说越王楼是越王所建,叫“帝子楼”,高一点儿也是有可能的。但黄梅县蔡山上的江心寺有个“百尺楼”,就不是那么可信了。

其实,早在2005年,四川省李白研究会编印的《李白蜀中诗选》,就经过多方考证和李白故里历代流传并保存的李白少作手抄本印证,认定李白少作《上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而李白在蕲州黄梅县所作《题峰顶寺》头两句应为“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据说,此书选编了李白在蜀中创作的诗、赋、续句、题句共38篇,以及李白出蜀之后所写的关于蜀中风光名胜的诗、赋3篇,并附录了有关考证文章4篇。

哪怕李白是在黄梅县作诗,究竟是不是在蔡山上的江心寺有感而发,也有人提出了疑问。2011年10月,余德亨在《黄梅的古塔和江心寺(续一)》(详见: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99)里展示了新的证据。北宋王得臣《麈史·诗话》载:“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灵峰寺(原乌牙寺)和江心寺,哪一个是李白诗中的峰顶寺呢?《麈史》也是一本非常可靠的书,但是,古今县志都记有峰顶寺在蔡山,记灵峰寺处均未提及峰顶寺。他认为,各有证据,难下决断。

不管怎样,有李白这样的诗仙说事,危楼就是高楼,在文人墨客之中似乎成了约定俗成之事。只不过,一般来说,危楼都是自然的原因形成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态,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哪怕是再高再漂亮的楼也不例外。但是,危楼有时也会成为新的景观,因为其真正的危而收获世界众人的瞩目。或许人类的心理有一种欣赏病态美的基因与传统在作怪,女人的小脚有人为之疯狂,歪斜的危楼同样有人无比喜欢。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比萨斜塔建造于1173年8月,是意大利比萨城奇迹广场大教堂的独立式钟楼。1174年,人类首次发现这个钟楼倾斜了。比萨斜塔从地基到塔顶高58.36米,从地面到塔顶高55米,倾斜角度3.99度。当然,此塔的名气,固然因为其是斜而未倒的人间建筑奇迹,但某种程度上更加缘于其背后的人文故事。

那就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传说1590年,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将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结果两个铅球几乎同时落地,由此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此前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重的物体会先到达地面,落体的速度同它的质量成正比的观点。

不过,据说1612年有一个人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样的实验,但他是为了反驳伽利略而来,结果是两球并没有同时到达地面。于是,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尝试的人是伟大的,第二个证明的人是睿智的,第三个跟风的人只能是普通人,无论其最终的结论如何。

地以人显,楼以人贵,看来是古今中外共同的规律。中国的四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 ,无一不是因为其背后的人文故事而更加美丽动人。黄鹤楼排名第一,是因为它与李白搭上了关系,其他人、其它楼想不服都不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留下了千古名作《黄鹤楼》。后来,李白登楼,放眼楚天,诗兴大发,正要提笔,一见崔诗,自愧不如,就此搁笔。从此,黄鹤楼名扬天下。

不管什么楼,只要想成为名楼,第一重要的,其实都是屡毁屡修。只修不毁,其实是不可能的。老天爷对谁都是公平的,没有哪一处楼夺得过雨雪风霜、水火侵袭。但是,如果只毁不修,那楼既不存,名亦终亡。在这一点上,倒是鹳雀楼与众不同,居然跨越千古、死而复生。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傲然挺立700余年后,至元初毁于兵燹,仅存故址。其后,故址亦淹没于尘埃之中。

一代名楼的命运让人感叹。“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影倒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州。”唐朝李瀚《河中鹳雀楼集序》所云,让后人看到鹳雀楼的盛况。而元代王恽《登鹳雀楼记》,则记录了自己获登故基亦悲亦喜的情状:“虽杰观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云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可怜到了明朝,堂堂的鹳雀楼却只能靠寄名来苟活于世了。旧志云:“明初时,故址尚可按,后尽泯灭,或欲存其迹,以西城楼寄名曰鹳雀”。

千金散去可以还复来,但是亭台楼阁要再生就不易了。庆幸的是,鹳雀楼重建进入了国家视野。199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江泽民题写的《登鹳雀楼》诗原件,托山西省委转送永济县委。1994年1月,江泽民到永济视察,现场询问鹳雀楼的重建情况,并察看楼址。2001年8月,江泽民在太原视察期间,应山西省委,省政府之请,为鹳雀楼题写了楼名匾额。

2002年9月26日,新鹳雀楼落成开始接待游人。只是,在高兴之余,也有一个怎么看新旧的问题。“毕竟‘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黄河距蒲州古城已西移数里, 就随之另辟新址了, 况且若再依古城而建, 远离黄河, 又如何眺望? 世事难以两全, 包括形制……”与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一起编著《中国名塔大观》的柴福善,在2016年5月3日《中国文物报》上撰文《永远的鹳雀楼》,道出了一家之言。

尊古而不是复古,传承而不是传旧。我个人以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管是重建鹳雀楼,还是重建其它楼,都要尊重历史,并且传出新意。今日所谓的中国四大名楼,前三者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一向毫无争议,但是最后一个席位究竟要花落谁家,就众说纷纭了。我想,要是鹳雀楼早日重建,没有在历史上消失那么多年,这种争议或许就不会产生。

毕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真是气象万千,并世无双,有如此千古诗篇,鹳雀楼无论修与毁,永远都会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意境,活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至于此诗究竟是王之涣,还是朱斌所作,其实早已并不重要,这样的争论只有知识产权上的意义。

至于有人以为第四楼应该是蓬莱阁,也有人认为应该是越王楼。这样的争议,在鹳雀楼不再场的情况下,的确是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以名楼长借好诗传这个原则来过筛,我以为蓬莱阁是要出局的。虽然历朝历代歌咏蓬莱阁的诗词文章众多,但是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鹳雀楼相比,自然高下有别,缺了一楼一首代表诗词文章的必备之格。

越王楼不管有无《上楼诗》的存在,它都是与李白连在一起的。因为绵阳这个古绵州的青莲,是诗仙李白故乡不变的存在。唐太宗李世民第八子越王李贞,在任绵州刺史时修建此楼。其实,与其夸耀越王楼高十丈(即百尺),而滕王阁高九丈、黄鹤楼高六丈、岳阳楼高三丈,还不如夸耀这里是李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上过楼,并且题过诗的名楼。而这才是李德书考辨的真正意义所在。

诗多并不能说明什么,现代诗多如牛毛,但并没有几首能入人法眼。古诗其实也是这样,能流传下来的,要么是以诗显,要么是以人贵。比如,杜甫到过绵州,并且留下了《越王楼歌》。

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

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

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

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

虽然此诗写得并不差,但显然达不到千古名诗的高度,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此诗是以人贵。这样的诗作,和“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唐朝的此王彼王,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都爱修建楼阁。越王楼是李贞于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年-661年)修建,而江西南昌滕王阁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始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朱嘉鼎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滕王阁应当是隋朝滕王杨瓒所为(详见:《滕王阁究竟是谁修建的》http://www.xzbu.com/4/view-6025381.htm)。他的理由是古代以人命物(包括地名),总是遵循“物以铭德”或“物以铭功”的原则。杨瓒有令名于当世,而李元婴屡次坐法受谪责。

其实,我们只要一看,李元婴所到之处,滕州、洪州、隆州皆有滕王阁,就可以知道洪州即南昌滕王阁非他莫属了。“滕王蛱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也只有滕派蝶画鼻祖这样的王者,才会对可以登高望远的楼阁这样执着。虽然他“坐法受谪责”一再左迁,但是毕竟他还是在台上的王者,并不是戴罪下狱之身,而且殁后还能陪葬献陵,可见以他的王号命名楼阁也并无不妥。

杜甫来到隆州即阆中,走到哪写到哪的他,也不忘留下了《滕王亭子二首》:

其一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其二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

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

尚思歌吹入,千骑拥霓旌。

玉台观和滕王亭,据说清以来合称滕王阁。2015年前后,樱花起源之争,在中日韩之间展开。四川新闻网南充4月1日讯:日本樱花原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脉,人工栽培后,这一物种逐步传入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以及台湾岛,中国樱花在唐朝时期传到日本。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滕王李元婴居然也掺和了进来。电讯云,樱花之所以被称之为樱花,是为了纪念滕王,阆中百姓取其名中“婴”字为他在玉台山所种的花树命名。

有艺术细胞的王,会起危楼,而有诗情才气之士,可以危楼入诗。士以危楼入诗,从古到今有很多。倒是有一首皇帝所写的危楼之诗,更值得我们一观,那就是梁元帝萧绎的《赴荆州泊三江口》。

涉江望行旅,金钲间彩斿。

水际含天色,虹光入浪浮。

柳条恒拂岸,花气尽薰舟。

丛林多故社,单戍有危楼。

叠鼓随朱鹭,长箫应紫骝。

莲舟夹羽氅,画舸覆缇油。

榜歌殊未息,於此泛安流。

“帝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南史卷八 梁本纪下第八(元帝绎)》如此记载萧绎。这样的皇帝能刻画出一幅宛然早春时节荆楚江畔结阵图,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他的《采莲赋》:

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櫂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袸。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

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

好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采莲图,谁看了会不喜欢呢?

只可惜,“不好声色”且多才多艺的皇帝,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皇帝。司马光对他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元帝于兄弟之中,残忍尤甚,是以虽翦凶渠而克复故业,旋踵之间,身为伏馘;岂特人心之不与哉?亦天地之所诛也!”

岳阳王萧詧因为被猜忌,不堪坐以待毙,于是招引北周势力与叔父萧绎抗衡,可以屏障的襄阳就此丢失。而这个岳阳王萧詧,正是《文选》作者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为纪念生于襄阳的昭明太子萧统而建的昭明台,史载:“楼在郡治中央,高三层,面南,翼以钟鼓,为方城胜迹。”

1993年于原址重建的昭明台,台基上按魏晋风格建3层楼阁,为高台基重檐歇山顶式三层阁楼。整个建筑高达34米,雄踞城中,巍峨壮观,不愧为“城中第一胜迹”。昭明台原名文选楼,唐代改称山南东道楼,明代更名钟鼓楼,嘉靖时称镇南楼,清顺治重建后定名昭明台。就其名称而言,似以文选楼与昭明台为最佳。

“江山无限境,都聚一亭中。”中国传统建筑的亭台楼阁,深受道家影响。中国秦汉以来的楼,很多都与道家有关。传说中,一道士为了感谢千杯之恩,在壁上画了一只鹤。过了十年,道士复来,曲笛吹奏,跨鹤直上云天。辛氏为了纪念帮他致富的仙翁,在其地起楼,名曰黄鹤楼。后来,魏晋以来的佛家也来这一套,建起自己可以束之高阁的藏经阁。

以危楼之高,来藏佛家的经书,最是楼阁的妙用。一来,是人皆会以这些高高在上的佛经为宝,不然怎么可能束之高阁呢?二来,有了高耸而起的藏经阁,佛家清净之地自然也倍增了一份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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