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焦对准的必定是焦土吗?

李顺亮


今日的中国首都北京,在大众媒体面前展现给世人的形象,是车如流水人如潮,大厦高耸入云霄,既富古都韵味,又具现代魅力,已经极尽人间之繁华。可当我们拉开历史的长焦,想想3000年后,这片热土上又会有怎样的景象呢?

虽然我们不会穿越时光隧道,但是我们如何还敢想象那时仍有这样的秀色。秦宫汉阙,仅仅才到元代,尚且多少都作了土。“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的元曲《山坡羊·潼关怀古》的兴叹,每每会让我们发出历史的感慨、陷入无限的沉思。

同样,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深处,3000年前的中国,当遮掩在她身上的面纱被一层一层揭开时,怎么不会让我们又惊又喜呢!许宏先生的著作《最早的中国》,就是这样的考古作品。连新华社都在2009年8月29日,专门为这本著作在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首发式,特地发了一条电讯。这对于一本考古著作来讲,是十分不易的,也说明了著作所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是何等的重要。

正如新华社记者所云,《最早的中国》这是一部面向大众、揭秘“中国”诞生史的新著。它利用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而书中揭秘的最早“中国”的诞生地——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60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但二里头考古所带来的振奋,大多还局限于学界,对于民间的知名度来说,它的影响更是远远不如秦始皇兵马俑。最早的却并不一定就是最有影响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陕西临潼兵马俑之所以能够举世闻名,完全可以说是因为遗址与秦始皇有莫大的关系。离我们相对更近的秦始皇,自然我们了解得更多,一切与这位千古第一皇帝有关的东西,也更能激起我们的兴趣;离我们更远的“二里头”,我们谁又能了解它呢,尘封在历史深处的“二里头”,惟有寂寞的考古工作者与之相伴。

考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但是又无法定位历史。这是考古的悲剧,也是遗址的无奈,尤其是在没有刻画在陶器、铜具、竹木之上的文字同时出土的情况下。二里头遗址的悲剧,就源于这里,因此,它的确切断代甚至都成了问题。这里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王都遗址,无论是你还是我大家都认同,但是具体是夏代还商代的,却没有人能够完全一锤定音。许宏先生说得好:“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其实,同样的尴尬也在兵马俑身上发生,虽然秦始皇兵马俑是学界基本公认的,但是仍然压不住“异端”少数派的声音,认为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这位秦宣太后,姓芈(mǐ),楚国王族,后嫁于秦惠文王。她在秦国统治了四十一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掌权治国的女国君。

不管是二里头,还是兵马俑,争议归争议,无法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多数派给了我们知识与论断,少数派同样让我们深思与敬重。考古的东西的确有些雾里看花,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只能看热闹。而且居然还会风水轮流转,从徐旭先生“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占据主流地位,到邹衡先生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被围攻,却又逐渐成为一边倒地共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宏说:“最近,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人们开始认可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考古研究,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二里头的邹衡先生特立独行,兵马俑的陈景元也是不屈不挠,考古研究需要这样的毅然坚持与学术独立,只要不是无理取闹、泼妇骂街,都是值得赞赏的。

许宏先生不仅注意到了在全球文明史中,中国文明是唯一一处独立形成且在数千年间连续发展的文明,而且注意到了最早“中国”一“点”一“面”的两大特质:“一 ‘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相对来说,考古研究需要全球视野,历史研究需要民族情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这些考古学上的分期,往往是全球共通的。因此,考古研究尤其是史前文明的研究,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就不足以分清道明人类文明的地位与价值。虽然有史以来,外部的冲击史不绝书,但以中国之大、文化之强,内部的问题往往是主要的,历史研究如果不从本民族的特性出发,不去深究中国历史的特质,失败的结局就是注定的。

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有时还真难以完全区分开来。考古研究的出现与深化,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与繁荣。文字与文明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明,但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的确确更好地承载了文明,并且推动着文明的发展。仓颉造字的意义是如此的重大,因此古人常说文字之出,惊天地、泣鬼神。在文字里,时间又是历史的承载者,难怪中国早期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天文专家。因此,《史记》确切记载的中国历史纪年——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共和元年之后,中国历史研究一片光明;共和元年之前,永远只能是考古研究的天下。同样,有了文字材料出土,考古研究就更加精准;没有文字材料出土,考古研究往往容易意见分歧。

“各地史前文化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这‘大两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的格局……”,东方的“大两河流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的定义,让我们打开了视野。二里头这“大两河流域”最早的成熟文明,开创了中国特有的中原文化。从此以后,问鼎中原就成了中国人的大事,每一个雄心壮志的霸主,都想逐鹿中原,谁占有了中原,谁就有了天下。不是因为你武力强大,占据的地盘越多,就代表你是先进的,哪怕你占据了中原,也不一定说明你不落后;而是只有占据了中原并且完全服膺中原文明才是华,才能令天下人仰而视之,因为中原这里才是最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华是夷以此为标准,不若四方夷狄奇装异服、陋习贱俗,没有文化可言。

中国文明历史之悠久,总是让人为之感慨。“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既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这样的解释,似乎较为抽象,让人难以全盘接受。但二里头是 “文化杂交”的硕果,“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与四周文化所产生的杂种优势文化”,这样的概念却不得不令人为之深思。“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游牧)社会的交流融合,粟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融合,建基于两大农业体系的不同信仰祭祀系统的融合,以及鼎文化与鬲文化的融合,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融合……”不要以为融合就一定是和风细雨的,也有可能是刀光剑影的,融合同样意味着冲击与妥协,但这样的文化也因此在融合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原文化的“本”总是不会变的,哪怕西洋的坚船利炮“送”来了西方文化,也被变通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原文化的“本”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本”,我以为就是二里头文化中以祭天崇祖为代表的礼制传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中的名言,对中国文明以何为重,作了最好的定性。而戎其实也仅仅是祀的手段,根本目的是为了祀能够长久。所以,中国历史上并不以一个国是否被打败,作为一个国是否灭亡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国的祀有没有被取缔,祖庙如果断了香火,一个国就真正不存在了。历史上嬴秦一族之所以能够站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就是因为周孝王对非子养马的赏识,才赐其嬴姓,“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有了“复续嬴氏祀”的权利,才有一国政治生命的开始,否则无从谈起。同样,秦庄襄王元年,史记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虽然秦已经“尽入其国”,但又“不绝其祀”,因此东周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但在当时来说还是事实上存在的,只不过名义上可以统治的地方却被秦用“赐”的办法变了,变成了“阳人地”。中国历史上,采用这样“复祀”办法的例子还有很多,是一种有效安抚亡国民心的重要手段,如西周之“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足见祀之重要,大有国可以灭、而祀不能亡的味道。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赏赐与纳贡经久未变。许宏先生说:“古文字学家指出,商业的‘商’字本来就是赏赐的‘赏’,交易的‘易’就是赏赐的 ‘赐’,不同等级的社会组织之间正是通过送礼,通过赏赐和纳贡来实现交换的关系。这种进贡与反馈的双向、多向文化交流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复杂进程。”今日中国行贿与受贿,似乎是此一远古制度的遗风,因为需要通过这一形式不断确认主从关系,互相安定人心。只不过,如今拿来赏赐的仍然是公权力,收获的“贡品”已然不再国有,进了个人的腰包,受苦的依然都是古今的老百姓罢了。

附:

《最早的中国》揭秘早期“中国”诞生史

2009年08月29日 10:22:12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郑州8月29日电(记者桂娟)一部面向大众、揭秘“中国”诞生史的新著——《最早的中国》,29日在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首发。

《最早的中国》一书今年8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利用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书中揭秘了最早的“中国”的诞生地,揭秘了中国软实力的最早显现。

“这是一本用照片和文字讲故事的书,你可以听到考古队长讲述中国诞生的故事,”该书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它解答了读者感兴趣的众多问题,如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什么模样?为什么诸多‘中国之最’出土于二里头?中华民族如何由‘多元’迈向‘一体’?”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60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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