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的时代

李顺亮


军阀的问题,最终只能用军队才能解决,而这样的军队如果想不重走军阀的道路,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用革命的思想来武装这支军队,也就是真正做到党指挥枪。这是民国军阀乱象的惨痛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诚如《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作者陈志让先生所言,“派系的斗争到处都有,但是不受规章、纪律、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大特色。”军阀与派系有着不解之缘,而这种派系的产生,可以源于籍贯、地域、师承等等。派系之间,自然有矛盾,有斗争,也有合作,但最根本的还是矛盾,而且这种深层次的内在的本质矛盾,永远是不可调和的,否则派系也就不再存在。军阀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相互攻击,也相互妥协,在他们眼里,无形的政治地盘固然重要,有形的统治地盘却是身家性命,总是第一位的,那是谋生立足之地,容不得他人染指,否则只能刺刀见红,拼个鱼死网破。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在闽西北活动的时候,南京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想“剿共”,闽西北的卢兴邦自然愿意积极参与,那里是他的地盘,他与红军的作对与冲突肯定不可避免。当然任何一个军阀的内心世界里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其实只是红军不要动我的地盘、离开我的地盘、不在我的地盘上生事就行了。统一不统一中国,不是地方各个小军阀关心的事情。后来的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指挥下,就充分利用了中央大军阀蒋介石与地方各个小军阀的这个无和调和的矛盾,在大西南的川、贵、滇之间游刃有余。

那个时代的现状就是,穷苦的农民多,想当兵的人也多。对于小农经济基本已经破产的农村,穷苦人家的生存是如此艰难,当兵是一条大家都会选择的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出路。地方各个小军阀之间的冲突,毕竟很少会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中国于是用不着广泛地实行征兵制,而是募兵或招兵。甚至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是募来的兵。”实在不想远离故土又当不成兵,或者军队被打败溃散又无人过问的时候,落草为寇就成了不是办法的办法。本来那个时代兵匪就没有太多的分别,黎元洪总统在1922年的一份通电里说:“遗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毕竟,募兵的办法是如此简单,“是由地方长官奉军事当局的命令招募。他们找几个没有兵的失了业的下级军官(营长、连长之类),军官找“募兵贩子”。募成了军以后,发枪械制服,发月饷,训练一下,就组成了一支军队。”一只没有思想灵魂的军队,又没有精兵强将的军队,无疑是一只看上去可怕、实者一捅就破的纸老虎。拉到上海去与血腥的日本人进行“淞沪会战”的,居然也有闽西北卢兴邦的军队,本来就是土匪军,如何能成什么大事,失败的结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倒是这支土匪军,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一个退缩逃死,最终全军覆没,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是值得我们记上一笔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关键也就在于不仅争取了最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且用革命的思想,对军队进行了最彻底的改造。

军人能够登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舞台,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难以理解何以军阀问题对于近代的中国,为什么会愈演愈烈、难以根治。晚清政权,与历朝历代的专制政权一样,是满清贵族与士绅集团共治天下。原本旧式军队只是御用品,对内弹压底层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对外彰显天朝的恩威和力量。但晚清的旧式军队,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露出了无能与懦弱的本来面目,八旗不行,绿营也没用。内忧外患的晚清,没有了可资利用以稳天下的工具。穷人本来就穷,社会一乱,更是身无分文、家无片瓦,但这时穷并不一定是坏事,身家性命倒可保住。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横行天下,一个动荡的社会,作为士绅集团,尤其是底层的士绅受到的冲击最大。世界上已经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救自己。摇摇欲坠的晚清,只能默许各地的士绅集团自办武装,团练之风迅速瞬间弥漫天下,尤其是在受冲击最大的长江流域。“‘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互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但企图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与“预备立宪”的闹剧,终于没有了炒作的市场,被历史无情淘汰。而这一次次从朝到野扩大与加深的裂痕,把原来站在士绅幕后的军队,不仅也推向了分裂的边缘,而且还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从湘军、淮军再到新军,从曾国藩、李鸿章再到袁世凯,从忠君卫道、媚主求利再到乱世枭雄,军队领袖的人格魅力一次次堕落,旗下部众的军阀之风随之一回回膨胀。袁世凯洪宪称帝失败归天之后,普天之下再无强人可以约束,军阀时代的好戏随之开始正式登台上演。黎元洪在1922年恢复大总统职位时的通电,已经道出了军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二年之役,则政党挟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依督军为中心。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经典论纲性著作。陈志让先生认为,1895年以前,中国是绅军政权,这之后到1949年以前,是军绅政权。这样的分析与论断有助于我们看清近代史上作为晚清余孽的军阀乱象。陈志让先生有一段话说的十分经典,我还是原原本本地记在这里为好:“法和统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护法的人要护法,卫道的人要卫道。护法和卫道都靠军—绅集团的人,这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察。制订宪法不但不能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企望的那样结束一治一乱的循环,反而造成不断的混乱。”其实,此时不管是护法的人还是卫道的人,本身大多是乱法坏道之人。不管是哪朝哪代,企图给军阀讲法与道,那是可笑的;想用法与道来约束军阀,更是不可能的。军阀的本性就是唯我独尊,军阀永远只信奉手中的枪炮,因此,他们必然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哪怕有地盘,都不一定养得起兵,如果没有了地盘,就只有死路一条。虽然“革命之后,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但多数的军阀仍然都经过没有办法的时期,欠过军饷。驻在福建没有什么办法的王永泉的军队,在1920-1921年之间竟欠饷十一个月之欠。狗急了都会跳墙,更何况手中有枪的兵,危害自然更大,抢劫与哗变是在所难免。这样,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连闽西北的军阀卢兴邦都发行过货币,而且不仅一次,有史可查的有三次之多。 1925年,北洋军阀周荫人“七路攻尤(溪)”,攻占尤溪口卢部的“厘金局”,使卢兴邦发不出去军饷。卢兴邦第一次发行“广豫票”,面额为1000文、 2000文、3000文三种,强行在市面上流通。1930年卢兴邦发动“一六”政变,引发刘(和鼎)卢战争,卢兴邦战败后,退守尤(溪)、永(安)、沙(县)、(大)田4县,财政拮据,在尤溪开设“广豫汇兑庄”,再次发行“广豫票”,面额为1元、3元、5元、10元四种,托上海中华书局承印。1933 年,卢兴邦以有人伪造为借口,突然宣布广豫票停止使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到1934年,卢兴邦又发行“华通券”,票额为1元、2元、3元三种,原定发行 50万元,后实际滥发了上百万元。卢兴邦强制使用4个多月后,又故伎重演,仅以4折收回。金融手段是最高明的,但金融的掠夺也是最可怕的;不管是上策还是下策,兵养不下去的时候,军阀就会孤注一掷。

当然,军阀也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的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军阀是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没有值得一谈的文化,毕竟军阀有时就是土匪的代名词而已。但是,正如陈志让先生所说,“忽略军阀文化等于否认军阀有判断能力和判断标准,等于忽略他们之中也有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等于忽视他们的幕府内有教育程度很高的幕僚。” 其实,不仅仅是在文化上,军阀的其他方面也可以做如是观。军阀一样是人,也十分在意自己的名声,尤其是在自己统治的最基本地盘之上的名声。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吴佩孚在日本侵华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决不合作、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中国共产党元老董必武曾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甘肃军阀马鸿逵对西北的绿化有巨大贡献,经常要求部下种树,甚至强发民夫种树。青海军阀马步芳更是广受青海人民爱戴,因而得名“青海王”。卢兴邦也是这样,重修书院,倡办师范、中小学校和图书馆等文化教育事业,倡修尤溪至南平、尤溪至尤溪口等道路……据说他在日本投降几个星期后说了句:“嫖你三代(注:尤溪粗口),小日本吃了我五十二师,终于等到了他灭亡的一天,我死也安心了。”然后就去世了。

军阀的时代是属于军阀的,军阀的眼里只有他们自己的军法。陈志让先生说:“于是中国关心政治的人从20世纪初年那种向往法治的态度,变为怀疑法治、轻视法治。”的确,陈独秀的一段随感录说得最透彻: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军阀时代的乱象,只有军阀被打倒,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才会真正结束,才会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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