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班的采访战

李顺亮

2010年9月12日19:02


做记者难,在中国做记者更难,外国人在中国做记者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来自大平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来说,在民国时代多灾多难的中国,采访本身就有如战争一般,是那样的形势逼人。

虽然说新闻战争如影随形,但是完全跟得上步伐的记者,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都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班回忆录《民国采访战》,让我们看到了那一时代的新闻采访战争的大致景象。跟得上的记者,采写出来的至少还算得上是新闻,至于新闻的含金量,则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与记者的水平直接有关的;跟不上的记者,制造出来的就基本上可以说是谣言,只不过披着新闻的华丽“外衣”罢了。

新闻在战争面前尤其如此。“1931年秋天至初冬,沈阳的大和饭店是外国记者的总部。最多时,住店的记者总数达八十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国记者……”但是,置身于消息汇聚的中心地带,并不等于记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实实在在的新闻。这时,新闻与谣言往往也是相聚在一起,并且仅仅只有一步之遥。阿班说,“大和饭店于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工厂。大家拼命抢夺新闻,要想得到独家消息,可谓难上加难。有些报纸只求耸人听闻,旗下的记者便依此炮制,搞得其他记者要忙于替他们辟谣。”

有什么样的报纸,自然就会出什么样的记者。追求耸人听闻的报纸,必定逼得记者如“人咬狗”般乱来。“一些贩卖轰动传闻者,平时只游走于大和饭店的酒吧与沈阳总会间,却在报道中捏造随日本人奔赴前线,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置身战壕里,同士兵一起挨饿。”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其实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躲在宾馆里一边悠闲里吹着空调,一边制造紧张气氛的记者并不少见,又有多少记者是真正抱着海边的大树,来报道可怕的台风呢?不过,话又说回来,除了电视的出镜记者之外,确实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交通的便捷,互联网的发达,以及信息渠道的通畅,想要私下获取秘密的消息,发布自己的独家新闻,在如今的新闻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除了美国在反恐的大旗下入侵阿富汗成就了半岛电视台,我们又看得到几条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独家的消息呢?哪怕是“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么大的名头之下,似乎也没有一条新闻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

其实,在阿班的新闻时代,独家消息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但阿班天生就是一条适合当记者的“狗”,嗅觉敏锐,办法奇多,他的独家新闻之多,的的确确不得不令人为之叹服。“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感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连新闻同行的日本松本重治都在《上海时代》里感慨:“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原来,“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漂亮的独家消息。阿班回忆录的中文译者杨植峰在译者序中说:“新闻史常说,最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

获取绝密消息已经不易,敢于顶住一切压力发布,又是万难之事。阿班曾为此得罪了南京国民政府,也曾为此差点丧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动荡不安的中国,恰好是新闻的时代。杨植峰说,“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道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外……”可正是这种超然,却引来了南京国民政府全力要驱逐他的“阿班事件”,也引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格外“关照”,欲除之而后快。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阿班说,“贵国之所以要求将我驱逐,并取消我使用中国电报系统的权力,笼统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及军事情况时,充满不公正与偏见。”“……在北平,即使是在集市里,大家在抱怨一通之后,总是说:‘美玲沉长江,中国少遭殃。’这几乎成了格言了。”“张少帅宣称,国民党人的原则固然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但国民却遭到现今南京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已经‘烂到了芯子’。因而,‘只有将他们扫除干净,方能改变此种万难容忍的局面。’”1928、1929年的这两次报道,让阿班坐到了火山口上。得罪了宋美龄,哪里会有好果子吃,“蒋夫人的身份,并不仅仅是总司令的夫人。她在内政方面极其活跃,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她对总司令遇到的所有问题,都献计献策”。而张学良不敢承认自己的“大话”,也把阿班害苦了。

“阿班事件”,让阿班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私利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对“阿班事件”的态度都取决于此。站在阿班一边的,是冥顽不化的一群,“见再生后的中国将废止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便觉得自己的安全和垄断地位受到威胁”。支持南京政府的,是那些所谓目光远大的团体,“旧条约已时日无多”,“应该处处表支持,否则难免又被逐出内地”。而1930年回到纽约的阿班,“看到一百三十多封在华美国人的来信,要求将我要么解职,要么驱逐。在信末落款者中,许多人平素都装成我的支持者及好友,总数约有三百人”。

自从有了党派,就难免有一党之私。曾经引导舆论、发动群众的宣传部,一经国民党军事独裁,就变质为控制舆论、服务独裁的“不宣部”。中宣部的厉害,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因为满清专制统治早已让中国人习惯了“莫谈国事”。老舍的《茶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纸条越来越多、字体也越来越大,正是满清、民国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但只要是记者,都会对中宣部惧之三分,生怕哪天喉舌被整得发不了声。焚书坑儒,那是嬴秦的暴政,被人前前后后骂了千年,不知还要骂到猴年马月。但是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文明时代文明人的手段,却更令人感到害怕。

来自美国的“洋大人”——阿班,看来也不能幸免。中宣部的关照一样笼罩在他的身上,惟一的不同只是他倒没有什么生命之虞。阿班说,“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力,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

其实,不管是谁,只要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就一定会有危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居然是反对运动的,这样的悖论在胡适身上恰恰共存,连国民党看了也很是不爽。“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反动派总是说别人是反动的,连胡适这样的“领袖”也不能幸免。

阿班说,“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而救了他的命的,居然是《纽约时报》,为救一位中国人,这张报纸动用了“社论”这个最厉害也是最后的招数。那是1929年8月3日发表的“社论”,这个主意就是听说胡适“已被秘密判处死刑”的阿班出的。“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这篇“社论”被阿班在远东广为散发之后的四天,胡适被无条件释放。

这是一篇伟大的“社论”,虽然社论并不是阿班写就的,不然报社也无须为了让阿班在远东广为散发,而将“社论”用电报发给他,但是这篇“社论”显然是建立在阿班发给报社所概述的电讯稿之上,此事的最后促成完全可以说是阿班的得意之作。不然,阿班不会在他的回忆录里,不加删节地全文照登这篇“社论”。我也有必要把这篇“社论”附在文后,作为对这件新闻传奇的最好记忆。

阿班会全力以赴对胡适施救,也正因为英雄所见略同之后的惺惺相惜。“虽死而未掩埋,而任何未掩埋的死物,都将对活人造成危害。”这是胡适对国民党的看法,被阿班引用在了1936年的密函之中。“但蒋介石本人是不得民心的。即便是他在军界、政界里的拥趸,对他个人也谈不上热衷。他还算能干,却惯使手腕,致使容易树敌而难获忠臣。”基本上,蒋介石日后在中国的的命运,也被阿班看穿了。但阿班却遗憾没有看清中国共产党的厉害,想来根子在于他一直没有走进中国共产党的“红区”里。

“多年后,我回到美国定居,并到处讲演。这时发现,在远东的所有问题中,中共问题,是误解最多最深的。”连阿班都对中共有这样的误解,可见对中共误解应该是那个时候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美国的阿班才恍然大悟,“多年来,我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与苏俄的‘共产党’,其实远不是一回事。它既非列宁-托洛茨基意义上的共产党,亦非斯大林治下那种意义上的共产党。中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一场劳工运动。”

“新闻行当中,有个词叫‘预感’。这感觉颇为奇妙,难以言表。有些人从未体验过,有些人倒是有体验,却总是不对。上海就有这么个记者,永远猜错。”阿班的预感总是对的。日本人之所以先高薪诱惑,再继以屠刀相向,正因为阿班总是看透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所隐含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并且一再以新闻把真相还原给世人。阿班说,“我坚信,日本的行为,乃是全体人民及整个国家的行为。他们在极短时间进化为世界一流强国,自豪之余,更有清醒认识,深知若不侵略扩张,就会退化为二流甚或三流国家。它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若不以他国为代价谋发展,必将为他国所超越而落后。”宋子文会成为他的好友,也正因为总是所见略同,一样深知日本,“要知道,有些人总认为对日本人了如指掌,能和他们和谐相处,其实是犯了大错。事实上,日本人只崇尚一样东西——武力”。

日本轰炸上海闸北,让整个文明社会都无比震撼,也让阿班为文明的倒退而感叹。“仅仅相隔十二年,我们对这块土地上的种种野蛮行径竟已如此习惯,以至连美国都急不可耐地一次次轰炸东京,最终使日本所有城市化成片片焦土。仅此一例,即已说明轴心各国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树立了残暴的榜样,而我们为赢得最终胜利,亦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使我们变得野蛮,并使文明人的良心后退了整整五百年。”毋庸置疑,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对垒,其实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仍然是文明人失败了。因为文明人实际上也变成了野蛮人,口头虽然仍是文明的,但是行动已经是野蛮的了。

美国人是看不透日本人的,阿班是例外的一个,当然不排除也许还有人主动视而不见。美国政府看来就是视而不见的一伙,没有人把阿班的情报乃至警告放在眼里,于是不得不吞下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的奇耻大辱。1938年,阿班就已经与母亲约定,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原因就在于他“乃至深信,若英德之间开战,日本一定会攻击我国……日本人的当头一棒,必然对准珍珠港,因为它与日本的距离,比巴拿马近了数千英里。”日本与美国的冲突是原则性的,战争自然就注定会上演。“日本对华的整套计划里,有一点是美国万难同意的,那便是要求分裂中国,或要求由日本支配中国。”而且阿班还早已发现,“日本人正在满洲大兴军事工业,其规模之巨,明显超出中国战争的需要,无论中国战事会拖延多久”。

还是阿班厉害,老早就看透了日本人。“就军事而言,这确实是‘光荣’的征服。自成吉思汗以降,从未有过。后世的日本人,都将以此为荣。若以为日本人会因战败而得教训,不再崇尚军国主义,实乃大错。”以史为鉴,只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有用。除此之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会自愿背上重重的历史之壳。也难怪,他们哪里有多少历史可言。只有中国人的历史,是尝尽了世间百味的历史,让每一位中国人都无法逃离。

一个优秀的记者基于对情况的了如指掌,往往能够穿过新闻的背后,参透历史的玄机,直面人间的丑恶。阿班就是惊人的预言家。“即使等于今日的日本青年一代步入老境时,绝大多数日本人,仍不会视这十年为耻,不会认为它记录了日本人的贪婪进犯和野蛮屠杀。他们必将坚信,1931至1942年,他们是行进于光荣的坦途。他们还将死抱一个信念:既然已经得手过一次,必将再次得手。”今日的钓鱼岛就是明证,小小的钓鱼岛日本都会无所不用其及,就只能说明钓鱼岛仅仅是日本大战略的第一步。

日本侵华给中国人造成的深重苦难,今天的日本人是不愿体会的,更不会自觉惭愧。哪怕是在今日的日本,仍有太多的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历史的罪行。“但在1931及1932年的满洲,日军的行为,比之他们1937年后在长江流域一带的行为,相对要规矩些。”阿班认为原因在于:其一,征服满洲时,日本尚心存疑虑,不知美欧会有何种反应。其二,最主要的因素是,征服满洲的部队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1937年,驻华北日军的总体行为,也是远胜于长江流域日军的行为。华北的日军是老练的正规军,而成千上万运往华中地区的日军,大多是新招的流氓无赖。”可怜,来自文明世界的阿班,仍然要对野蛮分出文明的一二。

虽然阿班遗憾自己没有看清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却看清了“二战”之后的中国必然崛起,看清了美欧人士在中国的未来境遇。白人高高在上、治外法权、军队驻扎、军舰巡弋,“美欧人士在中国的这种好日子和地位,将一去不返了”。阿班的敏锐在于,早已发现“白人地位最重大的变更,在于他是惨败于亚洲势力,并被亚洲势力逐出亚洲的。”“是谁打赢此战”已经不再重点,重要的是亚洲势力已经崛起,中国已经是中国人的中国。而崛起之后的中国,必然有自己的文化取向,中国的文化价值回归,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一个胜利的中国,将容不得别人继续‘将野蛮人基督化’”。同样,战后的亚洲,也并非太平盛世。

记者的苦是难以言说的,阿班也不能例外。“在中国做事,讲究的是处处勤力,时时警觉。我必须一周七天不离岗,一年到头全都如此,即使圣诞节和其他节假日也不例外。纽约时报是七天都出报的,我的竞争对手和各大新闻社全在流水般地持续供稿。独家新闻当然妙不可言,但若被人抢了独家,那就倍感羞辱了。”虽然“今日上头版,明日遭忘却”,也是阿班的遗憾,并且声称想去爱达荷抓鲑鱼,但是阿班总是“未得机缘去抓它们”。其实,原因很简单:属于新闻自由的阿班,永远不会让自己自由。

“战争的胜利,若不能使传媒恢复彻底自由,并在鸣金收兵后即刻生效,则这场战争,便是徒然。只有报道自由及评论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临后的错误。而这种错误若出现,则不等回国将士的下一代成人,势将使点火重燃。”可惜,阿班这样的忠告,美国并没有记住。美国的新闻自由不自由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美国并不想让战争落幕。那么,阿班们忙碌依然,因为战争不会落幕,采访战也永远不会落幕。

附:

纽约时报1928年8月3日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

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1927年回国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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