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文化碰撞出那抹绚烂的火花

——《戊戌政变记》读后感

李顺亮

2013年1月5日0时35分


治世传承文化,乱世创造思想。有思想没文化,那是有明时期的学术。没有文化的思想,是天上人间一般净胡扯的思想。有文化没有思想,那是有清一代的学术。没有思想的文化,是陛下圣明之后被阉割的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思想,那是忽悠今朝的学术。没有文化没有思想的学术,那是伪学术,自欺欺人也就罢了,如果欺名盗世就会遗害无穷。

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文化割裂开来,而是要追求两者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公司编辑部,在遴选二十世纪文化学术名作、重新校订出版之时,作了一番出版说明:“故谓思想文化实乃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所在,只要有思想文化的活跃滋长,民族精神可以起衰继绝,民族血脉可以雄劲康健。”所幸,上天总是公平的,朝代更替的乱世之时,居然都是有思想有文化的时代,古有春秋战国,今有清末民初。

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尊重的,是他们共同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前进。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维新派,我们还应该再敬上三分,毕竟思想启蒙与筚路蓝缕要难上加难。维新派的旗手梁启超就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大家,他的《戊戌政变记》为我们展现了“百日维新”那个惊心动魄的的全景。梁启超的思想并非最极端,可是死抱利益、腐朽难支的满清权贵却容不下他;梁启超的文化可谓第一流,可是只有政治失意、英雄无用之时才会激发他的全部才华。

甲午与中国

甲午海战,对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中国人来说,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耻辱。从某种程度而言,是甲午的惨败,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此后的中国人,开启的虽然是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却是逐步西化的进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一套鸦片战争所开启的近代化主张,再也没有了市场。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于时师傅翁同龢,兼直军机,性机忠纯,学问极博。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可见,甲午战败对有识之士如翁师,震动是非常大的,但是对无识或只顾己利之人,仍然没用。我们与其说百日维新是光绪之功、康有为之力,还不如说根在翁同龢。毕竟,“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最见信用者也。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翁同龢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其年六月,翁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既而为西后所觉察。乃撤翁毓庆宫行走,而皇上信用之汪鸣鸾、长麟等皆褫革,自是变法之议中止。”这可以说,百日维新已经有了一次失败的前奏。

对于甲午之役的影响,康有为在演说中已经提到。他说:“非经甲午之役割台赔偿,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渐渐讲求。”其实,并不是甲午之役创巨痛深让满清国人翻然醒悟,割台与赔偿对满清来说仍然不算什么,关键是败于国人曾经一再瞧不起的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之手。这回是败给自己的“藩国”,而不是西方的洋人,才真正让国人去反思。但这样的反思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是“乃知渐渐讲求”的。

甲午之影响,于内于外都极其深远。康有为在上书中说:“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赔款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甲午之后,西方对中国态度发生一大变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康有为说:“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

外因是基于内因起作用的,“泰西”态度会变化,根子仍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是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时代,康有为作了极其生动的描述,至今看来让人悲让人痛。“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

不过,虽然中国已经病入膏肓,“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大家都在揣摩上意,没人愿意先开口。因为不对皇上胃口的开口,是极其危险的,而这位皇上居然还不是实际“主政者”,那就更加危险。于是,“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沉痼更深于昔日。”“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也。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

满清享尽特权、腐朽无能的八旗子弟,早就“生机已尽,暮色惨悽”,自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在满清异族政权的长期强压之下,更多的汉人也习惯性地当好顺民,把明哲保身作为第一选择,“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虽然“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但是真为满清政权殚精竭虑的当世之人,只有康有为与光绪等屈指可数几个人而已。

教堂遍地,尤如一个个锲入中华大地的城堡。鸦片战争以来,教堂问题,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教堂不加注意,不削除其深入城乡之后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控制不住,那将是后果可怕的事。可是,在甲午前后,教堂的问题偏偏朝着那个可怕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要求自主办教决策的英明。如果仅仅从思想到文化的斗争来看待教堂问题,那就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康有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之士,察我形胜,测我盈虚,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政权还是西方世界的对手?

但是,梁启超显然把基于教堂而产生的教案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他说:“中国交涉最危险而无凭之事,莫若教案矣。二十年来层见叠出,偿款认罪,无岁无之,其甚者,则如胶州之役,以两教师之命,而失百方里之地,教堂满地,无处不可起衅。故教案者实割地之药线也,教案之起,虽由暴徒藉端生事,亦缘朝廷及长官有仇视外人之心。”一味指责“暴徒藉端生事”、“仇视外人之心”,皆脱离实际之语,看不到教案问题的本质:狼的本来面目就是要吃羊的。

有为与光绪

应该说,没有康有为的维新,就没有光绪的悲剧。但是,历史总是悖论,没有光绪的悲剧,二十世纪革命就不会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中华民族的悲剧就要长久的多。

“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但凡改革,大体如此。康有为已经看到了反对势力的强大,建言光绪:“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应该说,康有为变法之策已经包括如何对付守旧势力了,只不过康有为的想法过于简单罢了,没有想到这些旧大臣不仅不办事,还要坏事。即便新大臣亦是所谓的新而已,骨子里仍旧是旧货,随时都会倒向旧的阵营谋取个人私利,袁世凯即其代表。

任何时代的维新也好,变政也罢,都必然要面对四种人的四种心态。第一种是,“而诸臣惑于旧俗,谣谤纷纭”。第二种是,“或庸人自知摈斥于维新,恐富贵之难保”。第三种是,“或佥人思媚于权贵,造疑谤而诋諆”。第四种是,“或老耄旧学,自托清流,挟用夷变夏之言,持变乱祖制之说”。这些,康有为都已经想到,但是真要梳理这些人以及这些碍事的心态,需要大量的时间,可是时间偏偏不站在维新派这一边。原因很简单,正如康有为所说:“国势危迫,不能需时,及今为之,已迟不及事”。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维新派不仅没有多少人马,连支像样的队伍都拉不出来,更不用说有根据地,屯积了多少可以举事的物力。社会变革,舆论先行至关重要。维新派虽然在舆论上下了一点功夫,但社会并没有真正形成全国性的维新思潮。国难已然当头,既容不得思前想后,也顾不上万事齐备。康有为催促光绪:“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以救中国……”仓促上马,这正是此场维新之时代背景,也注定了必败之下场。

“国势危迫”,使本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激变的维新,却最终走上了急求速成的道路。于是,一方面,维新迫于形势已经无法渐进;另一方面,维新对于中国文化本身,却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结局自然可想而知,选择速成的后果必然只能是速亡!同样,维新这样的亘古未有之大变,又必须绝对的“乾纲独揽”,而这恰恰是西太后所必不能容之事。于是,“乾纲独揽”的后果,只能是光绪断送了自己的小命。

任何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都需要在一定层面上达到共识,对于古往今来的专制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在统治的高层达到共识。“时国是之诏即下,维新之议已决,而大臣等有所挟持,腹诽特甚。”“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维新中的光绪是孤独的,不仅得不到一丁半点的支持,甚至“亲书朱谕责之”仍然一再遭到“驳斥”。下层风起云涌的维新诉求,到了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变成了光绪一个人的战斗。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光绪本就是一个放在政治前台的傀儡。傀儡光绪的悲剧,在于傀儡居然还有强国之心,羽翼未丰就想办自己的大事,试图借机改变自己的傀儡身份。

“皇上虽上制于西后,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权,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来,三月之间,所行新政,涣汗大号,实有足惊者,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迹,尚不能及其一二也。”虽然悲剧在所难免,但是梁启超给予光绪帝高度评价并不过分。

通经与济变

光绪无哲王英君权力之一二,却竭力以行“涣汗大号”之新政,自然是飞蛾扑火,仅仅获得瞬间的“辉煌”。虽然百日维新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是重大的,那就是让一个“变”字从此深入人心,成为此后至今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不管是维新还是革命,目的都是四个字:“通经济变”。

通经济变的方法,其实亦是四个字:“博采西学”。不过,嘴上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学”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旺盛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千秋万代,不管你是表扬它文化的包容性强也好,还是强加它文化的劣根性重也罢。于是,挂羊头卖狗肉总是必须的,光绪的新政上谕也不例外。四月二十三日上谕说:“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这是光绪最担心并严厉指出的两件事。但是,百年以来的维新与革命史,又何曾见得逃过了这最可怕的两件事呢。“徒袭其皮毛”不说也罢,“竞腾其口说”更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害国尤盛。“众喙哓哓,空言无补”,网络时代似乎更是如此。天下万千凡人皆成了料事如神、明辨是非之明君,莫衷一是、涛涛之口水淹了多少天下英雄。

要通经,就必须要有经世实学之才。但是,“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所以说,洋务运动仅仅是为中国开了一些风气而已,很难解决晚清腐朽难支的实际问题。“以天子之权,而不能去一尚书”的光绪,对以中国之大而经世实学之才却十分难寻,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喟然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科举是必须的,但八股是无益的。“经义试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为八股体式……”百日维新却废除了八股,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一件。

历朝历代,凡是与读书人相关的事,都会天下汹汹。八股的进身之道没了,自然更是天下沸腾。“诏遂下,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问题是,“海内有志之士”对于那里的中国,仅仅是一小撮而已,绝大多数都是“愚陋守旧之徒”。于是,我们可想而知,更多的是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打破了旧式私塾先生的饭碗,打碎了旧式学子的跃登龙门之梦,自然他们讨厌甚至恨透了康有为,毕竟当朝皇帝是不能明目张胆地恨的,但是拿个康有为当作替死鬼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通经已是不易,济变更是难上加难。“大学堂自乙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一来,晚清官僚体系的运转早已跟不上时代;二来,恰好可以证明光绪帝并没有多少实权。光绪帝是一个聪明人,也会变着法子在上谕里督促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他找的借口就是“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因此,为了安抚人心应当下倡上和,而且要把事情办好,办出朝廷的大气派来,“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中国无论办何事,“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似乎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中央王朝的一举一动都想是盛举。这自然有好的一面,可把大事办成盛事,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为求声势铺张浪费。

“移其向者作八股之聪明才力,为讲求实学之用”,梁启超可谓看透了废除八股取士、创办京师大学堂的作用。八股这般螺丝壳里做道场,中国人之聪明尽至峰顶,天下无人能及,但此种聪明仅能误国保身而已,更聪明之中国人如曾国藩之辈则“只求速死”,因其识透了国破何能身存的道理。与京师大学堂相对应的各级学堂,光绪帝的上谕也考虑到了:“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维新派出的这一招非常管用,的确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淫祠之风最盛,而僧侣、庙社之产业最富,向之言教育者,苦经费之难筹,今但移此款以用之,自恢恢有余矣”。但是因为这招太狠,竟然与中国人最怕的头上三尺神灵为难,也会让维新之举遭到更多人的反感与对立。宗教之富,教育之难,古今同之。“中国淫祠之风最盛,而僧侣、庙社之产业最富”,今日亦是如此,“少林”商界称雄,咄咄怪事。年首参拜,官抢头香,屡闻不鲜。皆因教化未开,实业难兴,无事可做,精神无可寄托之故。

但是,八股却带不来教化。梁启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常科以八股楷法取士,但使能作八股能作工楷,虽一书不读,亦可入翰林,登显秩,积资以致公卿督抚,下之亦为道府试差,退之亦为山长贵绅,故天下咸趋向焉,相率于不读书不讲时务,人才愚陋,实由于此。”中国人最讲资历,此弊最为糟糕,亦最难割除。以老为尊自然是对的,但倚老卖老则让人恶心。整个社会因此暮气沉沉,老生常谈奉为经典,虽然有志不在年高,也只能徒然在岁月中消磨时光,无可奈何。因为厌恶八股,恨屋及乌,科举也受到了牵累。梁启超激奋的有些过了头。他说:“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理是如此,可是没有了科举,平民的进身之阶也就没有了,只会引起更大的不公。

但是,仅仅建起学堂,就算完事了吗?实际上并不是。梁启超说:“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以卖国为荣,以为民为耻,晚清以来的中国洋佣、汉奸之多,真得是令人嗟叹。

新器、新书、新法、新政,这是维新通经济变的四个要点。可惜,这四个要点是一个比一个更难,新器如火车都让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难以接受,新书、新法、新政就更不用说了。

绿营与八旗

裁兵或者养兵,似乎是任何一场维新变革必须考虑的问题。对于晚清而言,就是绿营与八旗的裁与养问题。八旗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养的,这既是基于民族共生的可靠政治同盟,也是满清之所以会存在哪怕是苟延残喘的根基。那么,对于光绪帝来说,只剩下了一个选项,就是绿营的裁兵。

实际上,裁兵与养兵的问题应当与晚清的财政困局联系起来看,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更为透彻。光绪帝的上谕中说:“中国出口货经以丝茶为大宗,自通商以来,洋货进口日多,漏卮钜万,恃此二项,尚堪抵制。乃近来出口之数顿减,若非亟为整顿,恐愈趋愈下……”通商以来,洋货与丝茶两相比较,一个是进口日多,一个是出口愈减,实为晚清应当注意的一个大局。

一方面,八旗裁减不得;另一方面,满清皇朝又养不起。在财政困局之下,光绪帝在维新之举里,对此动起了手脚,一改单纯朝廷养八旗,为八旗习业资生。上谕中说:“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例,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日艰……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这也就意味着,晚清本是坐食的军队,从现在开始什么都可以干了。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本来应是满清皇朝的支柱,也是最为厉害的八旗兵,如今与民无异,再也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裁空粮,节饷需”,这是光绪帝着急的事。但是,裁兵之责在督抚,而督抚却先后奏陈,“或裁制兵,或裁防勇,或裁练军,或称业经裁并,无可再裁。”总之,都是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光绪帝显然无可奈何,他在上谕中气愤地说:“当兹时事多艰,朕宵旰焦劳,力图振作,每待臣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各该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诰诫谆谆,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耶?”这正是光绪帝的悲哀所在,他待下以诚,而臣待君的却是阳奉阴违。

梁启超说:“中国之兵向为防盗贼而设,故极劣弱……”“我国绿营兵之无用,人人知之矣。自甲午以后,论时务者多请裁撤……”“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籍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道理谁都懂,但是绿营兵虽然无用,却是督抚的人马,身逢乱世,谁都想倚兵自重,亦可想而知。故光绪帝想裁,而督抚却不愿全行,更不愿速行。其实,说到底,不管是裁兵还是养兵,对于统治者而言,都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兵权控制在谁的手里。

维新派也懂得兵权的重要性,拉拢袁世凯就是明证。梁启超说:“于时袁世凯召见入京,亦共以密诏示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而卒以此败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维新派一直以为废帝之事,当在天津阅兵之时,严重低估了慈禧太后的能力,高估了光绪帝的实力,没想到废除光绪帝,仅需这位西太后一纸诏书罢了,根本不要兵变。

小吏与能臣

乱世往往英雄辈出,晚清正是如此,能臣之多让人羡慕,屈指数来是数不过来的。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

我们来看“尝为小吏于浙”的康广仁。他虽仅是小吏,才却不下能臣。康广仁之所以会成为小吏,是有原因的。“盖君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原来,他去担任公务员,居然是这种原因。然而这样的小吏,却是很有风骨之人。“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今天,新时代的“小吏”,以之为耻、挂冠而归的又有几人呢?

对康广仁之才,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幼博是康广仁的号,而谭嗣同之才天下皆知。“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能有如此人生感悟的谭嗣同,岂是一般人物。那么,能与谭嗣同未易轩轾的康广仁自然也是高人。

就连最被人瞧不起的太监,居然也有高人。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寇连材,不仅劝谏老佛爷,甚至还上书言事,“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梁启超在《烈宦寇连材传》里赞道:“陆象山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其寇黄门之谓乎?京师之大,衿缨之众,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车载,及其爱国明大义,乃独让一不识字之黄门。呜呼!可无愧死乎?”

晚清能臣更是数不胜数,有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为什么大清还会灭亡呢。梁启超有一个说法,道出了其中原因:“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

毕竟,“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才者?”

大清与中国

救中国难道不是救大清吗?理论上虽然是这样,但是满清的小九九一盘算起来,就会滴答滴答响。对他们来说,大清是大清,中国是中国。

汉族士人是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他们认为大清就是中国。康有为演说之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

我们再来看看“深入满人之心”的文悌之语,就知道大清与中国又是不同的。梁启超说:“御史文悌复上长折纠劾康有为,其说尤诬而厉,谓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此折实后来兴大狱之张本也。”由此亦可见,大清保不保,才是满清贵族既得利益者最关心的事,至于中国保不保,满清贵族实不关心矣。只是唇亡齿寒之理,却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满清贵族的确愚不可救药。

“今六烈士之就义也,于八月十二日有伪诏命刑部于十三日讯鞫,及十三日刑部诸官方到堂,坐待提讯,而已又有伪诏命毋庸讯鞫,即缚赴市曹处斩矣。”梁启超对此大为不满。他评道:“夫不讯鞫而杀人,虽最野蛮之国,亦无此政体也,虽众人所唾骂之秦桧、严嵩、魏忠贤,犹不至如是之无忌惮也。”但这就是满清的一贯作风,谁要是被认为威胁到了满清政权,满清的屠刀就会又快又利。

同样是受到维新失败影响的满清贵族,他们的命运与汉族士大夫却大不一样。汉族士大夫除了戊戌六君子被杀之外,更多人在被革职之后,不是“拿办”就是“永不叙用”。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一样的“待遇”:“今革职拿办,逮捕族属,查抄家产。”另外,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李端棻,与铁路、矿务大臣张荫桓,还被“遣戍新疆”。但是,只要是满清贵族,命运就会大不一样。明见谕旨者中,受到迫害的满清贵族,仅仅只有端方一人。这位端方,“满州人,原任霸昌道。六月皇上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今销衔撤差,后以他故,复升任陕西按察使。”只要是满清贵族,还是有机会重出江湖的,而汉族奴才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中国历朝历代,只要朝廷想要诛杀一伙人,所用的罪名大体就是一个:结党营私。历史上,“汉十常侍之罪陈蕃、李膺也,宋蔡京之罪司马、韩、苏也,韩侂胄之罪朱子也,明魏忠贤之罪东林诸贤也,阮大铖之罪复社诸贤也,无不以党人之名,株连惨戮……”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所用的也是这一招。梁启超说:“今西后训政以来,穷治维新之人,大率以结党营私四字为其罪案……”

梁启超说:“九月二十二日,天津《国闻报》照录上海《新闻报》康有为论,而加以跋语,其言最为直捷切当,言人所不敢言……”但是,我的直觉是,似乎这些“敢言”,也是出自梁启超的手笔。毕竟,文风如此相像:“今兹之政变也,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文廷式等,皆逮捕家属,几于族灭,乃至毁掘坟墓,掳掠妇女,行同盗贼,所过为墟。”“经称罪人不孥,盖罚罪而及于家族,此最野蛮之政体,凡稍开化之国,必不如是也。”维新派之所以会如此惊诧,是因为对满清皇朝原本尚存希望,却没有想到希望瞬间破灭。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更不能相信,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晚清。

一时维新已经如此不易,长久改革自然更是难上加难。梁启超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康有为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若全局未定,图绘全无,听甲言而为杧为桷,尺寸不知,又听乙言,而肯构肯堂,木石未备,砖瓦乱构,工匠杂陈,及其全局合龙,必致乖忤凿枘。而风雨骤至,庇托仍无。”这正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仍然依靠“摸”过活的可怕之处。

康有为上疏说:“仰见圣明天纵,求治若渴,洞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此真中国之福也,四万万臣民之幸也。”虽然这些都是马屁话,但是光绪帝的确不是一般的君主。还好历史与满清开了一个玩笑,不然我等或许还是长辫之辈。以光绪帝之明,若得无人牵制之境,假以时日,满清苟延残喘多活些时,定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能强盛如日本,倒是万万不可能,日本就必不答应,国际大局已定矣,徒待分割而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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