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原乡

李顺亮

2014年3月6日23时51分

“走过的路有千条,难忘家乡的小石桥……”歌唱家王洁实的深情吟唱,让多少漂泊在外的游子时常梦回故乡。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不仅有人生的故乡,而且有精神上的原乡。求学时代的点点滴滴,作为精神上的原乡,总是被人珍藏在心灵的深处,可是那份思念却常常难以抑止。于是,每当同学会上演之时,思念如洪水般开了闸,不由自主地一片泛滥。

何兆武先生精神上的原乡,显然是在西南联合大学。2006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让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那个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求学历程。虽然灾难深重的祖国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那时的何先生仍然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他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其实,任何人回想起精神上的原乡,都是幸福多于痛苦。毕竟,当年的我们总是青春年少,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给人以太多的思考,并且成为中国教育需要攻克的难题。每一个中国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先生的答案或许落脚在学术自由上。他说:“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只有大学,没有大师,是可悲的。因为那样的大学,与一般楼堂馆所无异,只剩下一堆建筑垃圾。而没有了大师,我们又去哪里找杰出人才呢?无师自通的天才,毕竟少之又少。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年代,居然还会英才辈出,着实令人诧异,更令人生羡。何先生所处的求学年代,除了个人孜孜不倦、勤奋刻苦之外,究竟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呢?

我们常说乱世出英雄、治世有能臣。乱世施舍给英雄闯荡四方一展身手的最好环境,而治世预埋了能臣惟有服从替人施政的委曲无奈。从北洋时期到党国时代,总体上有从乱到治的迹象,可惜兵荒马乱迟滞了这个进程。虽然都是一个“乱”字,但是前者的乱,是军阀割据、无规无矩带来的乱;后者的乱,是外敌入侵、政治腐败带来的乱。

而民国这两段相对不同的时期,也各自在教育层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何先生说:“北洋时期学校里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到了国民党时期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学校军事化,学生全部住校,早上起来军训教官带着跑步,然后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然后喊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总是‘蒋委员长万岁’。”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其实在学生上街这方面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从此,很多无知之徒浅薄地认为,只要学生走上街头,不管什么国家大事都可以搞定。根本不管也不顾,这些学生除了一腔热血,究竟还有什么。问题的另一面是,也正因为五四运动的革命行动,导致本身的新文化运动意义淡化。

“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启蒙的时间明显拉得不够长。更为致命的是,民主和科学的根基都在自由,从此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深思,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完全水土不服。因为胜利似乎来得太过容易,只要走上街头振臂一呼就行,要得只是一点点勇气而已。

自由是什么?此后,太多人简单地把自由与性自由划上了等号,以为自由就是革命成功换老婆,那么简单,那么自然,根本不值一提。何先生对此显然看得更深。他说:“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未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可惜,自古以来,只有乱世之中的国人,才有那么一丁点儿自由,尤其是思想上的自由,那是因为政府已经无力管治,也没有空再管斗争之外的“闲事”。反正,只要这种自由没有触及独裁者的底线,也就能够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种短暂的自由,并不是好的体制带来的自由,根本沾不上一点边,反而是旧体制下的特例。

人生天地间,本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代,年轻人无疑都是追梦人。作为在五四运动那面已经高高举起的大旗下,感染、熏陶而成长的一代年轻人,何先生也不例外,对于“天赋人权”争自由,“当然,那时候的想法很天真,以为只要理想好,就一定能实现,现在年纪大了,想法又慢慢在变化。”

聪慧如何先生,也是在历经岁月的洗礼之后,才明白梦想的可贵,恰恰就在于梦想本身;追梦的意义,也往往存在于追梦旅程。于是,一切变得淡然,一切都会释怀。他说:“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理论与实践,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而且往往是巨大的差距。过去我们想得简单,现在想来,不但目前实现不了,恐怕千秋万世之后也难以实现,就是最伟大的实践主义者也做不到。”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虽然谁都会想到这一点,谁也都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要叫人接受,就不是每一个都能欣然笑纳的,尤其是奋起抗争的追梦人,自然更加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精神上的痛苦难免,人格上的撕裂必然,颓废者有之,出世者有之……反正,总得为自己找到一个出口,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何先生找到了这样的出口:“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可是,何先生的告诫,又有几个人真正去领会,又有几个人切实去履行呢?打破思想固有的框框,谈何容易。就连自由本身,也从有些人口中的普世价值,变为可以挥舞砍人的“兵器”,容不得别人丝毫的怀疑和些许的争辩。反正,非我族类,皆是傻子,都是“五毛”。

自由,的确是普世价值,但是,民主并不一定是。当我们把民主也当成了普世价值,也许我们就会犯下先入为主的错。其实,民主只是做事的一种方法而已,更像是古老部落文明的遗存。反正,大家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更厉害,只好投个票来作出大家的抉择。这样,出了差错,最后失败,都只好听众命运的安排,谁也不用为此承担责任。而有能人的社会,大多是集中的,是霸权的。反正,他那么厉害,大家跟着就是了。正如,黑社会都是有大哥的。

“带头大哥”一犯错,往往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可是,从没有人想过,“带头大哥”对的时候,你为什么给了掌声。成也“带头大哥”,败也“带头大哥”,这样的评价体系,自然是不公平的。可是,偏偏在古今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于是,中国人都有脸谱,不是白脸的曹操,就是黑脸的包公。非左即右,也顺理成章地长期撕裂着中国社会。何先生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不以成败论英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中国的历史向来不重过程重结果,不看广告看疗效。何先生说:“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因此,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不仅虎虎生威,而且散发着贵族气质,拥有与生俱来的魅力,绝对是流氓刘邦所不可比拟的英雄,实在是中国历史的幸事。何先生说:“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居然能为这位“敌人”加失败者大唱赞歌,司马迁不伟大都不行。

历史任由胜利者去书写,那科学的评判标准又在哪里呢?何先生说:“虽然我们说科学具有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个客观的标准离不开主观,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现成给定的什么东西。”所以,科学从来都是主观的科学,而不是客观的科学,毕竟是人为的科学,而且是人识的科学,虽然每个人都主观地想让科学更客观。那么,“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要做到何先生所说的这点,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说,科学是主观的人为,那么宗教就是人为的客观。科学与宗教,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的真理需要探求,而宗教的伦理只能感悟。何先生说:“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宗教就是真实,它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其实,胡说八道的可能还有科学。因为,但凡主观的人为的科学,就必然有其认识的局限。今天的科学,也许就是明天的伪科学。虽然,“地球是平的”这样的认知,曾为人类作出过贡献;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也为中国文化积淀了厚重的成分。

善良的我们总是相信,科学的历史一直走在主观前往客观的路上,而历史的科学也同样走在虚假前往真实的途中。接受科学需要一个过程,认知历史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何先生说:“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这也正是我们在拼分数的年代,虽然考了无数个高分,却对历史并不是真知的原因。那时的历史,都是别人强加与你的历史,并非你自己体认出来的历史。

光有哲学的高度,其实也无法完整解读历史。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何先生说:“有人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这条路断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没有对江西和湖南透彻的观察和亲身的经历,谁又能真正理解深藏其中的历史变迁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南方的历史,所谓无湘不成军。此后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上了湖南人的烙印。

我读书的年代,一如众人:学古代史,让我舒心的多;看近代史,让我憋气的多。反正,传统的东西,历史的文化,就那么回事,既不比今日强,也并不比今日差。何先生说:“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如今的我,年事渐长,反倒发觉传统的东西,的确要比今日好上许多。

其实,今天的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中国自古以来最完美的政治架构是什么,无疑就是三省六部制。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破了头,去不加思索地学习甚至全盘复制西方的那一套。既然知道要师古而不泥古,可是又为什么师西偏要泥西呢?西方政治民主的精髓在于“三权分立”,而我们老祖宗的三省六部制,岂不就是如此吗?翻来覆去天天折腾大部制改革,而我们老祖宗的三省六部制,真得是精炼得一塌糊涂。过去就意味着封建,西化就代表着现代,可怜又可悲的中国人。当然,照搬照套并不安全可靠,用好三省六部制的精髓,倒是可以大道直行的。

何先生说:“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这样讲固然没错,但是西方的“汉堡”好吃,并不等于西方的“鞋子”好穿。我以为在参与世界的进程之中,迷失了自我,放弃了根本,同样也是胡闹。满清的“辫子”自然是要不得,但是汉唐的“魂魄”可以慢慢找回。至于只想着把皇帝找回来,那是荒唐的袁世凯搞的闹剧。不因时因事而变,不因情因势而为,旧的命就只有被革的份了。

何先生并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认为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他说:“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阶段论究竟可取与否,纯就物质层面来说事,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真要从精神层面看,想要殊途同归除非世界大同。毕竟,物质并不能代替精神,因此,答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虽然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但是老是强调自己的特色,的确会让人讨厌。何先生说:“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每人有每人的个性,每个集团、每个民族也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不会都一样,而且肯定有不同。可是在这之上,毕竟有个共同的标准尺度,而且,普世标准才是第一位的,个性、特色则是第二位。”永恒不永恒,普世不普世,纯是想当然耳,只有天知道。反正,只要入乡,谁都会随俗。

其实,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社会,研究人性;研究哲学,就是研究人生,研究自我。何先生说:“人生不可测度,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

语言总是极其笨拙的东西。历史的语言,也常常会让人不知所云,甚至误入歧途。何先生说:“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诗的语言直接心灵,直表人性,自然比历史的语言来得痛快淋漓,来得真实可靠。

因此,何先生说:“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当然,没那么简单,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可知,解读的密钥在哪里呢?我以为,反求诸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从认知自我来感知世界。我们从小到大,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说来说去,要研究历史,就要研究汉唐;要看透历史,就要看透当下。何先生早已看透了当下,看透了人性,所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说:“因为凡是当了权的都喜欢说空话,什么为人民谋福利之类……”但是,没有担当的当权者,固然无可救药,而连空话都懒得说的当权者,更加令人可怕。因为这样的当权者,已经没有了最后的一丝丝人性。

书写历史是每一代人的责任。何先生说:“‘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书写历史,也要和小说一样,注意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时代之间、时代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历史更加精彩,也更加真实。但是,过于渲染矛盾也是危险的,往往会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夸大其辞,甚至会把支流当主流,掩盖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另一面,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埋头读书则是自我的自由。“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至于,读完书后,肯不肯思考,要不要书写,愿不愿意解读,更是自我的自由。

最后,让我们琢磨一下何先生好了,这也是我们的自由。我感觉当年的何先生,纯而又纯。他说:“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与十字架结合为一。然而这个帝国又是谁呢?我当时以为最能够担当此任的,恐怕非苏联莫属。……随着庸俗唯物论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而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我感觉如今的何先生,也是纯而又纯。他说:“我们那时候也真的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不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二战以后的事实好像多少改变了这种看法,比如战败的日本、德国都复兴得非常快,但并不是靠对外侵略。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最好是靠你邻居的繁荣,你的邻居越繁荣,越有助于你自己的繁荣,反之,邻居越穷困的话,对你越不利。”邻居穷不穷,其实与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帝国主义一定要向外侵略,那是必然。

历史虽然无法掌控,但是历史的确可以预言。何先生说:“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所谓大势所趋,正是不是预言的预言。不过,何先生的谨慎值得我们学习。的确是,历史有太多的变数,预言要十分的谨慎。

其实,何先生也忍不住要预言。他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我们20世纪的思想还是他们19世纪的东西,……西方已经现代化了,所以他们的思想随之向前进了一步,而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在思想上也要有相与配套的科学实证的东西……就像走路一样,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虽然是新东西,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摔跟头的。”我并不认同“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以纯西方的角度看问题。但是,摔跟头,就是一个很现实、也很难避免的预言。

当然,预言不预言,那是何先生的自由;相信不相信何先生的预言,那是我们的自由。“自由”的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何兆武先生精神上的原乡,而且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上的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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