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间有杆秤——从《中国古代度量衡》说起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从《中国古代度量衡》说起

李顺亮

2014年5月14日22时21分

每一天我们都要接触的东西，往往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和东西。反正，这样的东西，随处可见、举手可得，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已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东西，平常之中见道理，平淡之中见神奇，平凡之中见伟大，就如空气和水，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度量衡就是这样的东西，那是一切生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的基石。2011年1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丘光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她说，“测量的应用，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诚如是，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度量衡的诞生，才真正是人与兽的分野所在。而我们从小就被传授并且熟烂于心的制造工具，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之源。魏光飚在《峡江寻梦——长江三峡远古人类之谜》中说：“会使用和制造工具，在很多教科书上曾被列为‘人猿揖别’的标志。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这种能力不是人类所独有，不宜作为区别人和猿的标准。”瓦解这一标准的，是英国的灵长动物学家简·古达尔（Jane Goodall）。1964年，她发现黑猩猩能够制作并使用工具。

人类之所以掌握度量衡，源于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有自己的办法，“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体为法”。哪怕走一下，也有说法：“跬，一举足也，倍跬为步”。因此，丘先生说：“最早的长度单位多来源于人体各部位之长度及彼此间的距离。”度量衡从诞生之日起，就被人类赋予特殊的意义，摆上重要的位置。甘肃大地湾F901遗址总面积420平方米，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遗址之中，出土了一组容量成倍比关系、形制奇特的陶器：条形盘、铲形抄、箕形抄和四柄深腹罐，并且这“四件陶器与其他陶鼎等祭祀性礼器，同时置于房基跨越的主室内居住面上。”能与祭器放在一起，这足以说明度量衡与祭器一样重要，在氏族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度量衡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关系到了物资的分配。公平这个词本身，显然就来源于度量衡。在人类不群居无以生存的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否公平地得到集体收获来的东西，无疑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丘先生说，“我国远古的‘结绳记事’和‘契木记时’大概就是对最早记数活动的描述。”虽然结绳记事，是不是用于记录分配的办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结绳记事就是结绳计数，显然更能为人所接受。丘先生就是这样认为：“氏族首领选择几件有一定倍比关系的陶器，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把测量和分配的数量记录下来，待到第二年，仍用这些陶器来测量。”

用今天的观念来理解过去的东西，自然容易差错多多。虽然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做，但有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半坡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宽各约5.6米的壕沟。这样大型的防御沟道，必须经过周密的规划，氏族成员一齐动手才能完成。”这样的壕沟作用是防御没有错。问题是防御作用本身，主要是防止其他部落的入侵，还是防止野生动物的袭扰？二者兼有是肯定的，但我以为更主要的还是前者，而这或许就是此后中国城池所必有的护城河的前身。壕沟也是越大越好，成了人兽都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事情才算完美。

不过，丘先生说，“‘鲧障洪水’（《国语·鲁语上》），‘鲧作城郭’（《世本·作篇》），都说明鲧治水没用了堙障的方法，即修筑堤埂和土围子来保护居住区和耕种的土地。”看来，最早的城郭并不是因为军事用途防范入侵而出现，而是因为防范洪水的实际需要，毕竟是沿河筑城，洪水之患年年可能出现。可历史往往是本末可以倒置的，本来要防的河，最终却成了护城河。从这个角度看，上一段我对于壕沟作用的阐述，或许就真的错了。壕沟的作用是什么，应该就是氏族部落用于防洪的，之后才衍生出了护城河，演绎出了防御的新功能。

如今流行的人类学，其实也常常有以今度古的问题。现代的人类学上的田野文化遗存，的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但是，不得不说民族与民族之间还是有所不同，更何况古今不同、地域差异，都值得我们三思，不能不加思索滥用，更不能等同。“在内地衡器的影响下，有些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一些自制的十分简陋的‘秤’。”丘先生说：“借贷时也是如此，他们临时在自制的秤杆上刻一条线，记下重量，待归还时仍拿它来再称一下，也就觉得很公平了。”其实，官间与民间本就不同。我生长的福建尤溪，当年民间用米斗借米仍然十分常见，没人关心米斗标准不标准，至少在上个世纪末，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就是米斗本身也是不重要的，有的用葫芦瓢，有的用碗，都有可能，反正能量就行。换句话说，公平不公平最重要，至于工具没人会太计较，反正有借有还，到时用回同样的工具就行。当然，只是借米用小件的东西盛借，借谷子自然要用大件的箩筐之类的了。

既然度量衡如此重要，那么就会越发要求它的来源本身是权威的。《史记·夏本纪》说：“（禹）身为度，称以出。”这个记载说明了禹尺的权威性，这个尺与禹本身关联到了一起，来历不凡。丘先生还提到了《拾遗记》中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进一步言明了禹尺的来历。原文如下：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神话归神话，撇开虚幻的一面，就可以见到历史真实的一面。看来，禹尺并不是自己创造的，也是有出处的，那就是延续了伏羲的传统。这个神话起到的作用，恰恰是增加了禹尺的权威性。和禹一样，“身为度”的帝王，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那就是康熙。“躬亲累黍布算”之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以横黍之度比纵黍之度，即古尺之比今尺。”这样的结论牵强与否暂且不论，单凭这种探求和践行的科学精神，就足够让不求甚解的我们汗颜。

今天权力的象征无疑是公章，但是最早的权力象征显然不是公章，而是度量衡，不然也不要把度量衡与祭器放在一起了。而且这种局面还延续到了西周。丘先生说：“从《周礼》一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西周的‘市’由各级官吏严格管理，他们手中掌握的度量衡器，不仅是唯一的标准，而且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那时，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开市之后，还有质人执鞭度“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度量衡与鞭子是质人随身的两件利器，也因此成就了质人的权威，得以“大事以质”，专门“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给买卖双方作质，也就是信用担保。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多以公子为人质，可以说也是从此而来。全然不是今天城监那般模样，只靠着一身虎皮与小商小贩作斗争，更别提什么以他为质了。

历史上，度量衡的演进有一个重要的规律，那就是度量衡的普及化与平民化。以前是氏族部落掌握度量衡，到了后来是皇家官府确定度量衡，发展到明代度量衡正式走向民间社会。不仅官方可以校验认定度量衡，民间也有了检验的权力，这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之前度量衡器上所刻铭文多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的威严，为各个时代的政权服务。而万历瓷权上的铭文却一改过去的风格，出现了‘公平交易’、‘金玉富贵’这类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内容。”丘先生说：“除了由官方检验的砝码外，还有由商人自行检验的。”度量衡最重要的作用，从此由官方的征收赋税，过渡到了民间的公平交易。

度量衡不仅事关公平问题，还涉及到人心向背。度量衡用得好，居然可以让人最终得到一个国家，这样的历史谁看了都会咋舌。田氏代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史记》说：“田厘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予民以大斗。”我们常说一个人很大度，也是度量衡而来。田氏如此大度，“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焉能不得齐国呢？而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统一度量衡而来。蔡泽对此看得最为透彻。他对范睢说：“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我们理解了《战国策》这则记载，就理解了中国之大一统，从统一度量衡始。

而大一统最重要的标志，居然也是度量衡。秦朝就是统一到哪里，度量衡跟到哪里。丘先生说：“近年来出土的秦权、秦量，不仅数量多，分布的范围也很广。”“证明秦朝在它统一后辽阔的疆域内实现了度量衡的统一。”而对于袭取天下、统一六国的秦军来说，度量衡居然也是随军携带的必备之物。原来，秦军士卒的粮食供应是定量的，食量分为五等，这就要用到秦量了。当然，那个年代的确艰苦，反正一天只吃两餐，第一顿朝食又叫饔，第二顿哺食又叫飧，不管是干筑墙一类重活的，还是行军打仗去卖命的。统一之后的秦始皇到六国巡狩刻石留念这样的大事，也提到了度量衡这个统一的标志。琅邪台刻石云：“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度量衡居然排在了同书文字的前面，可见度量衡对于统一来说，显然是比文字还重要的东西。

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承袭秦之礼乐制度，而度量衡又是礼乐制度之基础，亦是重中之重。古往今来，无论中国这片土地上如何改朝换代，度量衡总是不得不在前朝的基础上继往，至于能不能开来，亦即破旧立新，走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就要看新朝的气魄了。丘先生说：“国民政府废弃旧制而确立市用制，却也仍是秦汉制度的继承。直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公布和实施，才彻底摒弃了旧制，推行国际单位制。”不过，说来容易做来难。今天，亩这个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非法定计量单位，仍然在报纸上大行其道。“亩”和“斤”这样的东西，有必要废除吗？对于既有文化积淀，又是百姓生活的东西，还是慎之又慎为好。

度量衡这样的礼乐制度，其实既是人与兽的分野，又是一个民族有别于他族的标志。没有了中国自己的礼乐制度，那么我们其实只是地球人而已。丘先生说：“古代中国自从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统治者便把乐律和礼仪制度看得十分重要。”所谓礼义之邦，哪怕是现代人去掉“义”之后的更小范围的礼仪之邦，其实都正基于此。不过，别看礼仪文绉绉的，那些文雅的乐器，有些居然还有实战功能。丘先生说：“早在石器时代，先民们在狩猎活动中，为了诱捕鸟兽而发明了各种拟声工具——骨笛、陶埙，这些拟声工具逐渐进化成了乐器。”原来是拟声工具，具有实战功能，之后才过渡到娱乐功能，由实到虚，也是艺术发展的一个规律。

周礼可谓后来的中国一切礼仪的源头，而周礼又是三代以来礼法之总结，是集大成者。“律不可变”是有一定道理的。度量衡一乱，万民皆受其害。“北朝尺不仅比同时代的南朝尺长，而且呈不断增长之势。”丘先生说：“其间100多年，长度竟加了6厘米。”实在是胡闹，以胡乱华，真是祸患于天下。而北朝量制增长速度也是十分迅猛，从北齐每升约合300毫升，到北魏的400毫升，发展到了随统一时的600毫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为什么量制在北方会如此迅猛增长呢？原因看来只有一个，就是战争频仍、财力枯竭，以致一再放大度量衡，以达到多收租税的目的。而南方虽然宋、齐、梁、陈相因，改朝换代较快，但实无战争，上不稳而下稳。

北朝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实质在于背后的租税问题，奢侈日甚，开支日繁，不多收三五斗如何能行？当然，历史也有奇怪的一面。丘先生说：“北魏建国数十年，官吏没有俸禄，贵族头人保持原有习惯，以掳掠为正当生活方式。官吏贪赃枉法，自行搜刮勒索。”“官吏没有俸禄”，真是千古笑谈，讲起来无人能信，可却真真切切发生过。只不过，这种没有俸禄，却使老百姓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连搜刮盘剥都合法化了。当然，这与“北朝却无本可循，无源可溯”有关。一个民族没有历史再加没有文化是可悲的，而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却不珍惜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更可悲。

历史上为了度量衡，甚至还朝令夕改。两宋就是一个典型。丘先生说：“两宋二三百年多次诏改律历，皆为‘各安已习，久而不决。’器刚制成，又令再改，造成国库匮乏，其最终几乎每每仍依宋初和岘所定律尺而暂告一个段落。”与此相反，约定俗成者亦有之，“钱”便是一例。丘先生亦去，唐初铸“开元通宝”钱，后世人们感到10为一两比二铢四累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约定俗成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单位“钱”。“钱”来源于开元通宝，这是种有益的补充，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所谓约定俗成，而不是有意乱来的恶果。

人们常说，万物都是相通的。的确，自然与人的关系，可以因为艺术和谐统一到一起，而这个和谐统一的基础，居然也是度量衡。《尚书》里记载，舜帝巡狩东方，到泰山肆觐，所求的正是“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取自然之物，定自然之理，先人的智慧实可观也。“选中等大小的黍，横排90粒，合黄钟之长为基数（九寸），100粒正合一尺。”“黄钟律管容黍120粒，与一龠的容积相当。120粒则合12铢（24铢为一两）。这样有了一支律管，就可以得到度量衡三个量的基本单位了。”乐律和度量衡关联到了一起，著名的尺八就是用来校律的工具。鸟鸣声之所以可以定律，同样是因为它和律尺所发出的声音相合。而乐律和数学的关系也是极其密切。中国古代把从数学上确定音高、音程的关系和音阶结构，称之为乐律学。丘先生说：“只要把黄钟管长、管径确定下来，以它为起始音，按三分损益的数学方法，便可计算出其余十一支律管的长径和相应的频率数。这就决定了古代乐律学与度量衡的密切关系。”

中国人的伟大，还在于本来二分的时间和空间，居然因为度量衡实现了互换。“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这就是立竿测影的实际应用，只是这样的应用，还使时间有了军事意义。立竿测影，用尺寸来计算时间，并且还有专门的测算工具圭表。《周髀算经》说：“夏至之晷，一尺六寸。”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随意转换，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是否正是因为圭的作用，使圭能代表着天，持圭就代表着权力和公正？玉圭毕竟珍贵，持芴是后世的简化，且因此增加了记录功能？而华表是否也来源于此呢，王者用以纳谏只是后起的功能？的确，是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华表原是古代观天测地的一种仪器，在建筑施工前还以此法定位取正，后作为一种型制保留下来，并且实用价值逐渐丧失，成为一项艺术性很强的装饰品。看来，这同样是艺术上的由实到虚。

丘先生说：“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单位量值保持不变，从而保证了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在中外度量衡史上是个奇迹。”可以说，小小的度量衡，道德良心全在于此，改旗可以，易制却要不得。当然，制不能易，另铸新权却是可以的。丘先生说，明代仍沿用古人“改元必另铸新权”的制度。我以为，这似乎太浪费了，所以“改元必另铸新权”不太可能，应该是“铸权必刻年号”更合理也更恰当些。不可能洪武秤砣，一到永乐年间便不能用也不让用。倒是建文秤砣，因为政治原因，很可能在永乐之时是要取缔的。

不过，政治可以风云变幻，度量衡却有其神奇之处。王莽在历史上被打倒在地，可是他所精心建设的制度，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抹之不去。丘先生说：“从‘乾隆嘉量’上也可以看到《汉书·律历志》的定制，‘新莽铜嘉量’的流传，对中国度量衡史产生的巨大影响。”看来，一个短暂如流星般的新莽王朝，与秦统一天下一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不过，前者是文化上的影响更大，后者是政治上的影响更大。因为有了刘歆，后世的中国人想绕开新莽王朝的影响，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而另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同样是短命的隋朝，修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它在经济上的影响更大。

度量衡大如天，以致中国人的命也是可以拿称的，命贵者命重，命贱者命轻，已然由生辰八字先天定下。这样的人算当作笑话看也就罢了，谁若要当真，也就只有自寻烦恼了。不过，历史上却真有因为度量衡而丢了性命的事。丘先生说：“太平兴国二年（977）前后，连续发生内库和外府受纳各州上缴银两账目的差错不断，一度只归结为斗秤仓吏欺压秤盘，贪赃为奸。为此入狱乃至家破人亡者甚众。案件长达11年之久，仍查无实据。至端拱初（988）,经检测大府寺权衡，知其轻重失准，方认定该案‘盖由定秤差异，是致有害公私’。”这真是千古奇冤呀！不幸中的万幸是，戥秤却因此横空出世，至今仍是金、银、药材等贵重物品的专用工具。真可谓，冥冥之中天注定，任何东西的出现与流行都有其原因。

时间如流水。《隋书·天文志》说：“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但是，不管时间如何滴漏，历史如何演进，度量衡都可以称出中国人的一切。1996年有一首歌横空出世，唱出了中国人眼里的度量衡，那就是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清官谣》，让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