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惊梦:风雨两岸情

李顺亮

2014年1月9日22时19分

故园芳菲尽,

空巷谁知怜?

春江烟云醒,

风雨两岸情。

一个村庄,一群学者,一场战争,一段历史……谨以打油诗一首,向中华民国的一回精彩致敬。

回首民国那段艰辛岁月,令人平生别样感慨。尤其是民国顶尖的那拨知识分子,国恨家愁交织,现实书本碰撞,喜怒哀乐并存,和着战争的节拍,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求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是岱峻先生的大作。四川宜宾的李庄是一个很好的缩影,折射出了民国的那段惨痛变局。于是,许倬云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岱峻先生曾经执业媒体,难怪笔触那般顺滑,视角那样独到,字里行间透出厚重的采访功夫。一位真正优秀的记者必然是思想者,绝非只是爬一格子赚两工分的匠工。虽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是衣冠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让人怀想。先生在前言里说,成立于1928的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民国之时的李庄,就这样走进了先生的视野,也走进了我们的世界。

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今日之中国,还有谁敢大言不惭地说:这里是礼仪之邦;还有谁能骄傲无比地夸:我们有华服美衣。先生说,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可是,当西化就是开放,守旧就是落后,文明的传承都成了问题,还有什么是不能变的呢?

李庄的那拨学者,或许已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坚守者,正如他们为了中国学术的星火可以燎原,坚守在二战时的李庄一样。可是,也恰恰是这一班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做出了最坏的一个决定:选择精品文物运台!“初定精挑文物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两岸的隔绝,让这批本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属于人民的宝物,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传承作用。

“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去台之时,“千年文物系儒生”的王叔岷发出的感叹,也是整个民族之殇。还好另有一批学者,“弃暗投明”,选择了坚守大陆。的确,正如傅乐焕写信劝谏傅斯年所说:“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而夏鼐对傅斯年说得更透彻:“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他的看法决非一人之思,相当具有普遍性:“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可是,每个朝代似乎都有他们的殉道者。傅斯年就想成为其中一个,“随身携带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要服毒自尽。”他常对妻子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其实,哪里是大愚,乃是大忠,大智若愚,大忠似傻,只可惜他忠的对象选择出了问题。如此之人,今日中国又去哪里找呢?

最终,那批不愿走的“儒生”,自己成了传承文明的“文物”。更因为“卫道”,那批“儒生”在新中国历经风雨。“读死书,连小说都不看,丝毫不问政治,认为学术有出路,政治无出路……”胡厚宣的检查有些搞笑。胡先生是不问政治,而我则是政治的喉舌,此外别无不同。看来,如果我早些出生,就会犯和他一样的错误。对于纯粹的学者来说,这些风雨其实并不算什么。逯钦立至死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大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版,才是真正的悲剧。

那些赴台的学者,似乎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陈蔡绝粮,哪一个文人能受得了呢?为此,“忘己之饥”解人危难的屈万里收到了“馈米图”。而大名鼎鼎如傅斯年者,也未能逃脱窘境。他的爱妻回忆说:“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董作宾也为了生活奔波,做甲骨文研究之外的工作。人生大体如此,养家糊口最为重要,学术又不能当饭吃,为之奈何。

这些苦,只是生活上的苦。可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政治上的黑暗,似乎比在大陆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春树当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而傅斯年为了抵制各机关学校实行的联保制度,挺身作保: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

学者之间,难免观点有分歧,言语相抵牾。董作宾与傅斯年如此,李济与胡适亦如此。“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掀起了风波,傅斯年自请“革罚”,董作宾也要一走了之。“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还是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这位和事佬看得透:“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如果朋友与工作混为一谈,最后双方难免尴尬,甚至连朋友都做不成。而不顾场合、专讲实话的李济,居然被人误以为有气死胡适的嫌疑。

“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一道难解的题。今日之中国仍然是这个问题。但是,那时李济悲观得不合时宜的致辞,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爱之深,则责之切。也只有李济点破问题所在:“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讲究形式,永远重于实质,是中国一大问题。反正在中国,作派最重要,其余皆次要。

显然,李济在科学考古上是成功的,在社会“考古”上则是失败的。对学生翻看有政治倾向的小册子,李济告诫说:“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其实,不戴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戴有自己的有色眼镜,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看时代。李济的得意门生夏鼐,显然比他的老师看得更透。他说:“胡适也看不起祖国的古代文化,这是买办阶级崇外心理的表现……”撇开胡适,撇开那时,今日事实正是如此,崇洋媚外者遍地都是,坚守中华文化者又有几人?

朋友志同已是幸事,人生知音更是难觅。婚后的俞大綵这样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傅斯年是幸运的,真是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梁思成也是幸运的。他的妻子林徽因不仅坚定地站在他后面,大声疾呼保护北京古城区、保护古城墙,而且和他一起为新中国设计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1950年6月30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通过了林徽因主持清华营建系师生设计的国徽方案。居然还有这种通过方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可怜多年跑“两会”的我,有些孤陋寡闻了。

梁思成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载的信息,不是皇帝个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劳聪明的中国人用砖石垒成的史书。”其实,中国的古代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文化传承与光大,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所能奏效。梁思永的高徒高去寻,历时十八年整理老师的遗稿,成就了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以篇幅而论,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然而他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辑补。”的确,“这‘辑补’两字蕴涵了高贵的学术道德。”有如此弟子,亦是梁之福气。回看今日,师生反目成仇比比皆是,岂不令人汗颜。由此可见,道德不存,文化焉附?

读书更是做人。从来践行圣人之道,都比苦读圣贤书来得重要。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看来,傅斯年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学者。“读书就是学问”,是古今学人的通病。读书并行万里路,只在朝代更迭之际,才有学人迫于形势被逼做到。于是,顾炎武这样的绝世大家才能出现。

“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忠的君可以不同,但行的道却不能有所异。郑孝胥忠的是满清,傅斯年忠的是民国,夏鼐忠的是新中国。新浪博客《闲人杂记(六)——康有为与郑孝胥》云:“康有为与郑孝胥在有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康有为把光绪皇帝“送”进了瀛台,光绪从此失去了自由;而郑孝胥把溥仪送给了日本人,末代皇帝终成傀儡。”其实,两者忠的虽然都是满清,但是行的道并不相同。前者维新变法拯救满清,后者甘当汉奸分裂祖国。于是前者为后人所敬重,后者为后人所唾弃。

傅斯年与夏鼐所忠不同,但行的道却一样。傅斯年教导王叔岷:“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年轻人大多心浮气躁,可惜他人未必这么幸运,能遇上斯年这样的高手来作老师指导。而北大也是幸运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把傅斯年对北大的贡献,与胡适绑在了一起。蒋梦麟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一校之长如此谦虚纳言,北大焉能不振?全不似今日大大小小领导之假大空,胸中无一物,却山中称霸王。

“傅所长决定先运一部分东西赴台。散会后,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夏鼐心中对国民党有自己的一杠枰。而对于学术的追求,二人则殊途同归。人生常常让人喜让人悲,不确定是人生的一部分。少年才俊的夏鼐,“……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夏鼐与他的老师李济虽分立两岸,也同样在学术上走着共同的道:从李济的“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到夏鼐的“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二者甚至连做事的原则都一致:考古而不藏古,私人不收藏古物。

得意门生夏鼐,不仅曾在日记中记下老师李济对于自己田野工作的关注,而且记下了自己的感慨:“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没想到一语成谶,日后的夏鼐不得不在政治舞台上艰难地走着钢丝,甚至批判过往。人生有太多的无奈,有时命运弄人,非一己之力所能转移。不单是夏鼐,梁思成也一样。且看梁思成在后来激情年代写下的诗句:“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那个时代的人,大多主观上就是这么认为的,亦是环境使然。新中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每个人都不会怀疑党,只会怀疑是自己出了问题,需要洗心革面,才会跟得上时代,对得起人民。

其实,学者与政治沾边并不可怕,怕只怕一个人唯利是图。1940年,傅斯年向胡适写信诉说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就怕有如此之人,唯一党之私、一己之私,把政治高高举过了头顶,瞎搅和,害人尤甚。而与政治沾边的曾昭燏,至少理想高远的多。“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来忽视;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一为大众,一为小众,文化差异如此,中西民智开与未开,自可想见。一个有理想,一个纯学术,曾昭燏与李济后来的分道扬镳,也由此可知是必然。

政治的风雨,尚可自我承受;民族的苦难,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日本侵华,既是如此。“见机而为;入土为安。”这是陈寅恪苦中作乐的自嘲。

香樟豆,圆又圆。研究学问不值钱。

来到李庄四年整,没人问俺热和冷。

光身汉,下决心,娶个太太待俺亲!

董作宾也是制造气氛的高手。傅斯年这样介绍自己的助理研究员逯钦立:“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哪怕孩子也不能幸免,傅斯年的孩子历经劫难,“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而傅斯年、曾绍燏二者的母亲,更是在逃难之中魂归异乡。

战争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弟弟在对日空战中英勇牺牲,林徽因长歌当哭,而她也几乎濒临绝境:“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它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从这个意义上业说,战争其实没有胜利者,有的只有百姓苦。站长、旅客、车站……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人联手给费慰梅的自我调侃信,看了让人苦笑。抗战之艰难困苦,于此可知。中华民族于万般艰难之中,仍有精神在。难怪国可以不亡,民族可以永存。

随后的解放战争也是如此。“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申报》这样报道风雨飘摇之时的北大同学会五十周年校庆大会。看了那时的新闻报道,如此生动,令人感佩。何以今日中国,新闻之八股如此?倒是报纸白纸黑字,时代不同差错一贯。1950年,夏鼐在给王天木的回信中说:“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

战争归战争,不管什么时候,生活还得继续,学习还得加强,工作还得照旧。“1935年5月,经傅斯年提议,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岱峻说。全不似今日尽考些无用的东西,选拔出来的岂是做研究的料呢?论文打头尤其值得称道,这才是研究之本。周法高在重庆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颇有传奇色彩。岱峻说:“周法高答辩的时间很长,也很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的问题。”真是太令人生羡了,居然如此考试,亘古未有。而享受单独考试待遇的王利器,当时敌机来袭,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轰炸七次。竺可桢对《申报》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

民国英才辈出,实与那时的人文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岱峻先生说:“蒋介石向来对士林领袖优渥有加,如抗战时曾以高车驷马迎送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此后又曾拨专款为钱穆在台北市建外双溪素书楼。于是蒋氏下令拨一块地盖一幢小房赠与胡适,经费由自己的稿费中列支。”难怪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还有一批学者愿意跟着他去台湾。而蒋公也不负他们,大厦将倾,乱局之中,还抢运文物,拉走学者。当然,这样负的只有这个民族了。反倒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北大拒人于千里之外。“抵校门,有卫兵把守,遂不愿进入,摄影而去。”可怜的“北大愚生老大回”的王叔岷只能感叹:“岷为北大生,未进入北大校门一步,既可笑,亦可怪也。”

而这种人文环境之生成,又与傅斯年等一拨旗手直接相关。杨志玖回忆说:“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这等好事,今日要上哪儿寻去?不管战争如此推进,图书资料与生命一样重要,总是带着跑。无书也就没有学问,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郑天挺之语,当为今日为师者鉴。只可惜如此好学风,早已随风而去。专家教授满天飞,误国肥己者众。胸无点墨,却兴风作浪,夸夸其谈,全丢到钱窟窿之中去了。为了孔方兄,再无礼义廉耻。

李庄的那群学者,在坚守高地传承文化的同时,获得了自己的快乐。“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石璋如回忆的李庄生活宛在眼前,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令人平生许多感慨。真是何处不读书,只要有心人,只要有书读。罗常培记载:“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中午太阳晒在北上好像火烤一样。”看来,耕读传家只能是在农村,只能是在农业社会。而城市里出混混易,出才子却难矣。书香门第首先要有书香,其次要在诱惑或干扰不多的地方,才会育出佳果。

不管是在哪个时代,读书方法对路自然事半功倍。王利器云:“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这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李孝定回忆傅斯年让他选择:“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而李孝定毅然选择了后者借读自修。看来还是自修比上课好呀,但是关键还是要有名师指引门路,才不至于自己乱修,徘徊门外或者走火入魔。

如果说读书的方法重要,那么治学的态度更为关键。因违背“进所内不得撰文的明训”,文稿被史语所学术“集刊”退回后,李孝定从此坐起了“冷板凳”。李庄三年,是他成长和董作宾收获的三年: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李孝定成了甲骨文研究大家。如此扎实做学问,今日学界又有几人呢?坐穿“冷板凳”,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没有几个人熬得住。

1979年,李济去世。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张光直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的确,民国培养出的大师,确实是一座座高山,非今日那些沽名钓誉者所能比拟,甚至连给其洗脚都不配。这些年考古学上的笑话,当令人反思,否则长此以往,轰动的最后,将是自取其辱。

而李庄见证的风雨两岸情,更是令人至今难忘,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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