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考略》——心传乔迁:50里还是多少?

李顺亮

肇永公李氏一族始居四川省金堂县,永春族谱是归功于李心传的。永春族谱在“受姓后纪实”中这样记载李心传:

六十九世 心传,舜臣三子。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宋进士,有史才,著作数百卷,疏请朱子从祀。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

这一小段记载,问题还不少。“心传,舜臣三子。”显然,这里就有问题。《宋史》在“列传第一百六十三 李舜臣”传里,就明确记载着李舜臣“子心传、道传、性传。”李心传也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叙中,称自己是“秀岩野人李心传伯微”。既然叫伯微,自然是老大。因此,“舜臣三子”没有错,但是李心传其实乃“舜臣三子”中的老大。

其次,李心传“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这里的记载显然也有问题。前半句,李心传“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基本上已是定论,倒是没错。当然,也有人认为李心传在1166年出生。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第五十九章里,就说“李心传(1166—1243)”。张林川、周春健在《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崇文书局2005年版)里,写到《[宋]李心传<道命录>(十卷)提要》(详见:http://www.ica.org.cn/yanjiu.php?ac=view&id=431)时,一开头就说“李心传(1166—1243)”。实际上,乾道三年绝不可能是1166年,但有可能是1167年,也有可能是1168年初,关键要看李心传农历几月出生了。

而后半句,“卒于理宗嘉熙四年(1240)”,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来看《宋史》在“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李心传”传里的记载:

未几,复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罢祠,复予,又罢。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

李心传卒于淳祐三年,在这里明白无误地记载着。我们知道,淳祐三年是1243年。当然,如果李心传是在淳祐三年的年底去世的话,也有可能变成1244年了。杭州大学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1版),在“点校说明”里一开头就说:“本书撰者李心传(1167~1244)是南宋著名史学家。”很明显,徐规是持李心传在1244年去世的观点的。粟品孝在《宋代四川主要学术家族述论》(详见:《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中,写到井研李氏时,也认为“李心传(1167-1244)”。

而上海大学来可泓在《南宋史家李心传行述考略》里,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李心传“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淳佑四年(1244),享年七十八岁。”(详见:《文献》 1991年03期)但是,这里的淳佑四年,与《宋史》记载有冲突。来可泓的观点,似乎前后有变化。他在此前所写的《略谈李心传史学著作的特点》(详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年01期)里,却认为是“李心传(公元1166年——1243年)”。

其实,徐规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点校说明”里,提到了“近人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著有李秀岩先生年谱……”似乎徐规是看过这个年谱的。因此,综合起来考虑,还是采纳徐规的观点最为恰当。那么,看来李心传是在淳佑三年年底去世的。永春族谱里介绍李心传的那段话,应该改为“生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卒于理宗淳佑三年(1244)”。

第三,永春族谱说李心传是“宋进士”,也需要作一个说明。《宋史》里记载着:“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当然,李心传虽然是科举的失意者,但是似乎命中注定仍与进士有缘。《宋史》云:“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修史的李心传,居然被南宋皇帝赐了个进士出身。显然,进士出身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

第四,“疏请朱子从祀”,其实也不是李心传的事,而是他的大弟弟李道性所为。《宋史•李道传传》云:

迁秘书郎、著作佐郎,见帝,首言:“忧危之言不闻于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财用未阜,储蓄未丰,边备未修,将帅未择,风俗未能知义而不偷,人才未能汇进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复以人才为要。至于人才盛衰,系学术之明晦,今学禁虽除,而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愿下明诏,崇尚正学,取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四书,颁之太学,仍请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

再进一步讲,李道传也只是请求将朱熹四本书“颁之太学”,并没有要求将朱子“从祀孔子庙”,反倒是请求“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当然,李道传既然会为朱子学术争取“颁之太学”的无上地位,肯定更是想着能以朱子“从祀孔子庙”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所以才拿着另外五人来说事。

而朱子“从祀孔子庙”,真正得以实现,事在淳祐元年正月,是南宋理宗皇帝下的诏。我们知道,淳祐元年是1241年。此前的嘉定二年,南宋宁宗皇帝诏赐朱子“遗表恩泽”匾,追谥曰“文”,故后人尊称他为朱文公。而李道传所见之帝,是“嘉定初”年的宋宁宗。嘉定是宋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从1208年一直用到1224年。在李道传“首言”“以周惇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五人从祀孔子庙”之后,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努力,李道传们终于实现了朱子从祀孔庙的愿望。

其实,以朱子“从祀孔子庙”,无疑也是李心传的愿望。因为,李舜臣以理学传家,李心传也以理学为修身之本。清朝道光年间王梓材在《宋元学案》中,对“签枢高耻堂先生斯得”謹案:尝跋李秀岩《学易编》《诵诗训》云:“斯得受业于门,每念有以广其传者。来守桐江,首以《诗》、《易》二书刻之,与同志共。”高斯得这位李心传门人,就在这个“跋”里评价李心传:“秀岩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见其论著藏于明堂石室,金匮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后,穷极道奥,经术之邃,有非近世学士大夫所能及者。”(详见:高斯得《耻堂存稿》)

据说,李心传著有《丙子易学编》一卷,兼采王弼、张载、程颐、朱熹四人所传之义,并以周敦颐、邵雍及心传父李舜臣之说补正之,亦时附自己的说解,又采唐以企诸儒解《易》字音之异者附录之,此举义在调停程、朱之歧见,书凡为十五卷,但却早已不传。而且,在李道传搜集朱熹语录三十三家所刻的《池录》出版后,作序的朱熹门人黄榦后来认为“多失其本真”而不满意,也是和李心传、李道传二人往返书信予以讨论。(详见:http://jy.leshan.cn/whly/HTML/1450.html)由此可见,李心传对于朱子理学研究之深,对朱子的感情亦是可想而知。

第五,“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永春族谱的这个记载也有问题在里头。今天的四川井研离金堂,何止五十里之数。2011年国庆前后,我到四川寻根,特意去了井研和金堂。我从井研回成都之时,并没有绕行乐山至成都的高速公路,走得还是老的井研到成都的213国道,基本上算是一条直线,不到150公里路程,客车居然耗时四个多小时。而金堂还在成都的西北方向,五十里如何下得来。

当然,南宋时期的政区与现在并不完全重合。永春族谱最早开修是在明朝,明朝之时所记,自然是按明朝的行政区划。因此,实际上我们必须注意南宋至明朝之时的行政区划变迁。行政区域网里称井研:

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建县起,经唐、宋至元朝初期的六百多年,县域有所扩大。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将始建县(即今仁寿县彰加地区)并入井研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则隆州井研并省为仁寿,人成都路,县境域为仁寿四乡之一,曰来凤”(详见:http://www.xzqy.net/511124000000.htm)

这里的“人成都路”,实为“入成都路”之误。但是,井研再怎么扩大,宋朝之时所并进来的始建县,也仅是今天仁寿县南边的一些区域。而金堂在宋朝到明朝之时,只是改历这里改历那里而已,县域范围并没有见扩大多少。行政区域网里称金堂:

宋乾德五年(967年)以简州金水县置怀安军,并将汉州金堂县划归怀安军管辖,隶西川路。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改隶梓州路,后改名潼川路。南宋淳熙三年(1243年)四川安抚制余▉为抵御蒙古军队南侵,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在金水县云顶山筑云顶城,曾先后移成都府、潼川府汉州、利州及怀安军治所。宝裕六年(1258年)蒙古军攻入。元初、升怀安军为怀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省金水县入怀州。二十年(1283年)并怀安州金堂县,属成都路、成都府录事司。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春,明玉珍于四川建大夏政权、金堂归夏管辖,明洪武十年(1377年)废金堂并入新都。十三年复置,仍属成都府。(详见:http://www.xzqy.net/510121000000.htm)

这里的“四川安抚制余”之后空缺的那个字,实为“玠”。而淳熙三年并不是1243年,实际上是1176年。我们知道,余玠是在淳佑元年,赴援安丰,败蒙古军,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那么,这里“淳熙三年”显然是淳佑三年之误。只是并省与重置的金堂,离井研的路程自然也不会变到哪里去。

于是,“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再怎么看,这里头的路程都有问题,短了不止一半。但是,永春族谱既然言之凿凿“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显然这件乔迁大事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肯定是李心传所为,不然不可能如此断然地记在李心传头上。那么,“离祖居五十里”,我们面对这么详细的记载,是采信呢,还是否认呢?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还是不要武断否认为好。那么,我们只能分析“离祖居五十里”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回到李心传的身上,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叙中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从这里,我们知道,李心传十四五岁时,就已经和李舜臣来到当时的行都杭州了。所谓行都,实际上是首都,只因南宋之时,始终以光复祖业为重,眼下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名义上的首都仍然是汴梁。那么,李心传侍居杭州之后,有没有回到四川居住过呢?我们来看《宋史·李心传传》:

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赴阙,为工部侍郎……

由此可见,晚年的李心传回过四川任职,并且是先“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显然,在成都府一直呆到了端平三年《十三朝会要》成书,才“召赴阙”回到杭州。李心传不仅在成都府当官,而且还在这里修史。那么,永春族谱所记载的李心传“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在这一段时间。

从永春族谱分析看来,后来回到杭州的李心传,似乎并没有把所有的家眷从金堂统统带离。毕竟,从李心传算起,到李嘉宾,再到肇永公李斌,永春族谱所记世系一共是七代,而肇永公李斌肯定是从金堂开基福建的。当然,过继李心传的李献可,他的儿子、孙子,或者就是他的曾孙李嘉宾,在宋元交替动荡过后的社会安定时朝,回居四川金堂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过,金堂的家业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是李心传“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打下的基础。

“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看来确有其事,那么“离祖居五十里”有没有可能?唯一的可能,也许就是我们在理解“祖居”二字时,出现了偏差。这里的“祖居”除了指向“井研县西陵山之阳四股树故居”(详见:来可泓《宋史•李性传传》考补)之外,有没有其他可能?那我们要把目光转到李心传之父李舜臣的身上。《宋史•李舜臣传》云:

教授成都府。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

李舜臣“教授成都府”的记载,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从《宋史•李舜臣传》可知,事在“中乾道二年进士第”之后,“虞允文抚师关上”之时。既然要“教授成都府”,肯定也是在成都府定居过的。当然,李舜臣毕竟是要“教授”学生,定居之地只可能是在成都城内,不可能跑到成都城外定居。不然,以南宋之时的交通状况,就太不方便了。

于是,永春族谱所载李心传“自四川井研乔迁金堂县太平乡,离祖居五十里。”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里的“祖居”也许就是李舜臣教授成都府时的安居之地成都,而不是“井研县西陵山之阳四股树故居”。从成都至金堂,以五十里的虚数来计量,可以说相当实在了。我们知道,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地盘,原来也属于金堂县。如今,成都与金堂之间还开通了公交。

在那次寻根之时,我就是乘坐602路公交,从金堂回到成都的。602公交线路7:00发班,18:30收班,起止点为成都北湖客运站至金堂客运站,全程6元,只有33公里。而当年的“金堂县太平乡”,公交司机告诉我,就是今天的青白江区清泉镇太平村。也就是说,没有更远,只有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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