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考略》——“四李”之祖:大临还是其他?

李顺亮

永春族谱之中,在《受姓后纪实》里是这样记载李舜臣的:

六十八世 舜臣,大临玄孙。八岁能文,南宋孝宗乾道初(1165-1174)举进士,对策刚正,官至崇正主簿。子道传、性传、心传俱进士,乃父子四进士名家。有英烈之风,以子贵,封荣国公。

这一小段的记载,也有一些问题在里头。首先,《宋史》记载李舜臣“中乾道二年进士第”,永春族谱说“南宋孝宗乾道初举进士”,这样模糊处理似乎没有必要。乾道是南宋孝宗皇帝赵昚的第二个年号,共计9年,一般认为是从1165年至1173年,而不是这里所记的“(1165-1174)”。

其次,“官至崇正主簿”应为“官至宗正主簿”之误。宗正寺,作为中国古代官署,隋唐两宋相沿,为九寺之一。管理皇族、宗族、外戚的谱牒、守护皇族陵庙。因为唐代道教是国教,所以宗正寺还管理道士、僧侣。《宋史·李舜臣传》记载,李舜臣“迁宗正寺主簿”。《宋史·李道传传》亦云:“父舜臣,尝为宗正寺主簿。”但是,《宋史·李性传传》则云:“崇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这里显然也是把“宗正寺”错成了“崇正寺”。

其三,“父子四进士”最好做一下说明,因为李心传的进士,并不是考取来的功名,而是南宋皇帝“赐进士出身”得来的。

其四,李舜臣封的是崇国公,而不是什么荣国公。当然,“以子贵”倒是切有其事,而且沾的是小儿子李性传的光。《宋史•李舜臣传》非常直白地记载:“以性传官二府,赠太师、追封崇国公。”在皇帝时代,不管是对活着的人,还是对故去的人来说,皇帝的圣旨总是一锤定音的,封你什么就是什么。因此,李舜臣最后的官职是太师,爵位是崇国公。

但是,李舜臣最为当时世人所称道的称谓,其实还是他在有生之时得来的“蜀先生”。但这“蜀先生”的美称,其实并不是源自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之时,而是他在“知饶州德兴县”之时获得的。《宋史•李舜臣传》云:

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间诣学讲说,邑士皆称“蜀先生”。

因为李舜臣来自蜀地,而且“诣学讲说”,所以江西人自然会尊称他为“蜀先生”。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之时,蜀地之人顶多尊称他为“先生”。似想,如果这时有人尊称他为“蜀先生”,莫免有些怪了,你我大家都是蜀人,哪里称呼之时需要加个什么蜀不蜀的。除非“蜀先生”是全蜀读书人的先生之意,但是这样的尊称显然太过了,过得让李舜臣自己都会受不了。

李舜臣“教授成都府”以及在德兴“诣学讲说”,究竟“为人师”的功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似乎找不到哪一位高人,曾经是他的门生。但是,李舜臣“教授”孩子的功力,看来并不一般。“井研四李”,父子四人,家学渊源,自相师友,名闻朝野,名重川蜀,与北宋“眉山三苏”和南宋“丹棱李氏”齐名。

我们不知道李舜臣除了孩子之外的门生有谁,却知道他的老师是冯时行。清朝“閕轩先生”王梓材,在《宋元学案》“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中“谨案”:“程沙随述先生尝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号缙云先生,其学传于李舜臣。”

实际上,李舜臣不仅学到了冯时行的真传,而且还继承了他的门风。《宋史•李舜臣传》云,李舜臣尝曰:“《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敬,坎离中画为诚明。”《易》与画密不可分,《易》与道更是密不可分,需要去用,去身体力行。

李舜臣是行《易》之高手。《易》中自有理,于是,“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易》中还有道,于是,“罢百姓预贷,偿前官积逋逾三万缗。民病差役,舜臣劝纠诸乡,以税数低昂定役期久近为义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银坑罢虽久,小户犹敷银本钱,官为偿之。天申大礼助赏及军器所需,皆不以烦民。”《易》中更有变,于是,李舜臣曰:“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

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变,有些东西却永远不能变。那就是人格不可屈,民族感情不能变。“巴渝第一状元”的冯时行,力主抗金。绍兴八年,他呈上《请分兵以镇荆襄疏》,奏金人议和不足信,请选大臣重兵镇荆,使岳飞得以专力致于江汉间。没想到,宋高宗不仅不听,还加以贬谪。而李舜臣对策,也是“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宰辅大臣不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结果,“考官恶焉,绌下第,调邛州安仁县主簿。”

不屈不挠的精神,冯时行与李舜臣一脉相承。“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谓:“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当年,李舜臣应诏上书的《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四川省图书馆介绍“李舜臣”云:“今存《江东十鉴》一卷,收入《杜藕山房丛书》,录入《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存目。此书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共得十事,先叙原委,次加论断。书成于高宗绍兴末年,旨在激励南宋君臣抗金复国。《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三篇。”(详见:巴蜀全书网http://pub.bashuquanshu.com/mingxian/gudai/13011430471999.html#)

因此,李舜臣显然是有人格魅力的人,我们说他足以“为人师表”,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其实,朱熹之所以称道李舜臣,想来并不仅仅是因为李舜臣“《易》起于画”的易学,还有他身体力行《易》之道所形成的人格力量。其实,这种身体力行,在李舜臣的三位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到,尤其是“笃于践履,气节卓然”的李道传。“道传自蜀来东南,虽不及登朱熹之门,而访求所尝从学者与讲习,尽得遗书读之。”这位李道传不仅深究易理之学,而且真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道貌岸然。《宋史•李道传传》云:“开禧用兵,金人窥散关急,道传以诸司檄计事,道闻吴曦反,痛愤见于形色……曦党以曦意胁道传,道传以义折之,竟弃官归。曦平,诏以道传抗节不挠,进官二等。”

李舜臣父子四人,之所以会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他们的家乡井研立四李祠崇祀,其中的道理也正是在这里。2011年国庆前后,我到井研寻根之时,昔日香火不断的四李祠早已不见踪影,只见到人去楼空、长着荒草的废弃小学。这座始建于1891年的研城小学,原校址就位于四李祠山顶之上。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之上找到了石条基础,隐约透露出当年四李祠的规模,想来应该是四李祠当年的旧物。

“受“5.12”汶川地震影响,2008年9月部分搬迁至城北小区,研小重新修建。2008年9月、2010年9月,城北小学、光辉小学先后并入研城小学。而今,研小汇三校之精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县城北,占地62亩,建筑面积12800平方米……”研城小学的介绍,自然是以搬离四李祠为荣。虽然四李祠早已不见,但是四李祠旧址能够在百年之中,为当地的启蒙教育作出贡献,也是我辈所欣慰的。

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随着清末民初以来四李祠功能的转换而逐渐消失,李舜臣父子四人也迅速退出了当地民众的记忆深处,只有官方为了用文化搭台唱自己经济大戏之时,才会偶尔提及“井研四李”。这与我如今的家乡尤溪县全然不同,朱熹朱文公对于尤溪人来说,那真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甚至讲出几个故事都不成问题,完全融入到尤溪人的文化“血液”之中。“井研四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与井研之间的联系,似乎只有故纸堆之中,才能勉强找到一点点联系,而不是如朱熹一般活在当地人的心中。

庆幸的是,如今井研县准备在研小旧址这个县城制高点,兴建“四李公园”,重建“四李祠”、“四李楼”,打造成为井研“文脉”、“国学重县”标志性文化建筑。不过,祠堂楼管建不建,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让“井研四李”所代表的文化与精神,再次回到井研人民的心中。

这种文化与精神,我们可以在后人赞颂“四李”的赋诗铭文之中,寻得其中的深意与真谛。《嘉庆井研县志》记,明朝余承勋知县的《四李祠》云:“四李遗编缀六经,乡评深重想仪型;乾坤妙思抽羲画,河洛家声接鲤庭。异代文星还聚井,新祠岁事合栖灵;好将列传镌研石,检点遗芳照汗青。”而明朝肖傅知县的《井研县赋》的颂扬也十分到位:“擅四李之乡邦兮,表三峨之眉鬓;铿然忠节立于一门兮,皆与斯文之正印。”

“行修于家,教成于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与追求。按照这个标准,“井研四李”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家庭。只可惜,“井研四李”这个家族对于历史记载而言,似乎来也快、去也忽,有如昙花一现。但是,所谓由来有自,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本。永春族谱所言“舜臣,大临玄孙”,究竟有没有可能呢?我以为,可能性还是有的,但可疑性更大。

如果永春族谱所言成立的话,那么“大临……→( )……→( )……→( )……→舜臣”,可以直接填补为“大临……→( )……→公锡……→发……→舜臣”。因为,来可泓在考证李性传的家世时说:

据(黄榦《勉斋集》卷卅八《知果州李兵部墓志铭》)云:“君隆州井研县人,曾祖公锡,祖发(1102年——?)宣义郎(从八品),父舜臣(约1137年——1181年)承议郎,行宗正寺主簿,赠朝请大夫。”

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不仅《宋史》之中,对于李大临与“井研四李”的关系,没有丝毫记载,而且似乎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我们知道,“井研四李”之中的李心传可是史学名家,按理不会对自己的家世漠然无视。永春族谱把李大临与“井研四李”建立亲缘关系,不知所据为何。

当然,北宋的李大临与南宋的“井研四李”,不仅都是四川人,而且相距并不是非常遥远。《宋史·李大临传》云:“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人。”毕竟华阳与井研没有多少路程,李大临的某个儿子或者孙子,迁居井研的可能性,也许还是存在的。不过,李大临的儿子李隲,及其孙子李时雍、李时敏,这些我们从目前史料上已知的人物,仍然还是成都人氏。

就连史料所载的李大临五世孙李佃,似乎也与成都相关。朱熹的高徒度正,曾与李佃有过交往,二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显然还是知心好友。《宋史·度正传》云:“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绍熙元年进士。”嘉定六年(1213年)正月,度正来到李佃的住处,“徧观其先世宝墨”,并且写下了《跋三舍人帖》。《性善堂稿》卷十五《跋三舍人帖》云:

宋次道、苏子容、李才元相继缴论李定除命,三人竟以罪去。窃意其当时言论太直,犯人主之怒,必有以自取者。今观之,不过铺陈典故,谓不宜骤进小官,以开夫天下奔竞之门而已。持说虽甚坚,然其所以发于词气之间者,又何其和平而温厚也?盖当是时,荆公新得政,大变祖宗法度,元老大臣皆不以为然,定新自外来,傅会荆公,以希进用,于是极口赞美称道。荆公大喜,骤加拔擢,将以风动列位,非神宗之明,有所不察也。当时三舍人虽以罪去,而定命亦格。士大夫为之增气,人到于今称之。呜呼!远矣,后生小子,未经师友,妄肆胸臆,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知有已之好恶,而不恤国家之事体,茍恣所见,恶言詈辞,冲口而出,无复一毫顾忌,其不旋踵,至于身败名灭,宜哉!才元之五世孙佃,与正善,因得徧观其先世宝墨,感叹之余,敬书其后。嘉定六年正月己巳山阳度正书。
(详见:《宋代蜀学家度正年谱长编》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443&page=1)

不过,李大临为人,似乎与“井研四李”倒有几分相像。“大临清整有守,论议识大体,因争李定后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苏颂称为‘熙宁三舍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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