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考略》——李穀归宿:洛阳还是岭南?

李顺亮

六十世 李穀,据世系小引载乃李白的七世孙。五代后周时事周世宗(954-959在位)。沉毅有器略,在上前议论慷慨善喻以开上意。

以上是我们肇永公李氏一族永春族谱所云,不知把李榖与李白挂上钩,所据为何?我很想知道湖南宜章南郭李氏的说法是怎样的。不过,仅从李榖世居洛阳来判断,这个说法就有很大的问题。

李穀能够在后周开国之初,入居相位,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李穀政治立场坚定,埋头做事,“尽节奉上”。立国之始,政局未稳,稍有异志之人,都是皇权潜在的危险,必然是皇帝处心积虑想要剪除的对象。而李榖显然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成了周祖眼中信得过的人臣。《宋史·李榖传》云:“时周祖已有人望,属汉政紊乱,潜贮异志,屡以讽穀,穀但对以人臣当尽节奉上而已。”

李榖为人臣之忠,还真有些过人之处。《宋史·李榖传》云:

开运二年秋,出为磁州刺史、北面水陆转运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尘而北,旧臣无敢候谒者,穀独拜迎于路,君臣相对泣下。穀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囊以献。

穀独拜迎于路”!在异族的铁蹄之下,对一个已经亡国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居然如此果敢决绝、无惧无畏,还能表现出这样忠君的政治姿态,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李榖留名青史。

二来,李穀精通钱粮转运之事。所谓“飞鸟尽而弓鸟藏”,政局稍一稳定,文官的作用就会加大,而武将的地位必然下降。因为,此时上马打战之人,只会徒然多事,而运筹帷幄尤其是粮钱周转之人,则成了国之栋梁。打战之时,况且已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何况建国之后,一国如一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更为重要,手中有粮天下安。“周祖西征,为西南面行营水陆转运使。”“初,汉乾祐中,周祖讨河中,穀掌转运。”李榖的转运水平如何,周祖也在实战中检验过了。“故开国之初,倚以为相。”

自古以来,不得志之人,自然是“门前冷落鞍门稀”。而一个志得意满之人,围在他的身边奉承拍马的,总是不胜枚举。李榖贵为开国之相,奉迎之众,更是可想而知。“是岁,淮阳吏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淮阳吏民是否是真心爱戴李榖,今天的我们难以知道,但既然能够“诣阙”,想来这些吏民已经不是一般人物。不管怎样,这样做的后果,明显是把李榖置于火上来烤。还好,李穀还有自知之明,懂得明哲保身。在皇上“许之”之后,“穀恳让得止”,再一次经受住了周祖的考验。

一般来说,在古代能够被人倡议“请立生祠”的,都是德行比较高尚的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 生祠”云:

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

当然,明朝的魏忠贤是要除外的。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擅政,权倾一时,生祠遍于各地。毕竟,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谄媚者总是层出不穷。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淮阳吏民之中,为什么会有“诣阙请立生祠”之举,究竟是谄媚者多,还是真心诚意者多呢?

《宋史·李榖传》云:“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岁用革之数,凡田十顷岁出一革,余听民私用。又奏罢屯田务,以民隶州县课役,尽除宿弊。”而《淮阳大事记》里也记载:“后周显德元年(954) 四月,宰臣、李榖疏导蔡河,以通陈颖水运之路。”(详见:http://www.huaiyang.gov.cn/Item/Show.asp?m=1&d=3673&p=1

看来,李穀的善政,让百姓得了实惠,还是最主要的,而且淮阳受益也最为明显。因此,淮阳吏民有那样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看来真诚者比谄媚者要多得多。我们知道,李榖自己就是颍州汝阴人,而淮阳就在颖州旁边,不说别的,就说疏导蔡河,以通陈颖水运之路,其实也是实实在在为家乡做事。

古代之人,乡土观念极重,一般来说,没有人愿意在家乡父老面前丢脸。所以,以项羽之雄,也怕自己无颜以对江东父老。而周处之所以能浪子回头,也正因为自己被家乡父老认为是“三害”之一而自惭形秽。而李榖在年少之时,实际上也算是不受乡里所喜的。《宋史·李榖传》显然是为尊者讳,说得极其委婉,云:“少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

还好,这位“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的李榖,很快醒悟过来。于是,“发愤从学,所览如宿习。年二十七,举进士,连辟华、泰二州从事。”不仅是颍州汝阴,就是父祖本居之地的河南洛阳,李榖也是祖地情深。《宋史·李榖传》云:

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阳,经巢之乱,园庐荡尽,穀生于外。既贵,访得旧地,建兰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诏改清风乡高阳里为贤相乡勋德里。

以任侠为事”的李穀,虽然“为人厚重刚毅,深沉有城府”,但是,这与生俱来的侠气,也注定让他“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这股侠气让他留下与韩熙载之间的一段千古佳话。韩熙载是何等人也,作为朋友的李穀自然最为清楚。那时的“南渡”,显然就是叛逃,并不容于官府,不然,韩熙载也用不着“密告”李穀。之所以敢于“密告”,说明韩熙载信得过李榖的侠义,不仅不会加害于他,反而只会助他一臂之力。果然,李榖没有告密,虽然双方谁也不服谁。《宋史·李榖传》云:

与韩熙载善,熙载将南渡,密告穀曰:若江东相我,我当长驱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后果如其言。

李榖与韩熙载之间的交情非同一般,不仅是在韩熙载南渡之前,而且还延续到了韩熙载南渡之后。我们可以从冯梦龙《情史》记载的一则故事之中看出。

周世宗时,陶榖奉使江南。李榖以书抵韩熙载云:五柳公骄甚。榖至,果如其言。熙载曰:陶奉使非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儿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敝衣竹钗,拥帚洒扫。榖因与通。作《风光好》词赠之曰:

好因缘,恶因缘,抵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后数日,李主宴于清心堂。命玻璃巨钟满斟之,陶毅然不顾。乃命弱兰歌前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

这个陶榖显然是一个情种,多情到只要有几分姿色,哪怕是“敝衣竹钗,拥帚洒扫”的服务员,也不会放过。但是,不管此人的人品怎样,既然是后周的使臣,李榖无论如何也不能“以书抵韩熙载”,事先泄漏使臣的性情。北南对峙,民间书信往来也许不算什么,但是为官之人私相传邮,本就是非常忌讳的事,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在信中对自家的使臣说三道四。李榖肯犯这样的险,只有一种解释:他与韩熙载之间,可谓生死至交。

李榖和韩熙载在北南政坛上的发展,也各自不同。李榖生前就被重用,周世宗用李榖为相,果然用其谋略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则是死后才得此殊荣,南唐后主李煜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曰“文靖”。生前当宰相,于国有益;死后封宰相,仅足荫庇。李榖与韩熙载之间命运的差异,是北南双方对人才取舍不同造成的,也从一个侧面决定了北南双方最后的必然结局。

李榖有谋有勇,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战争之中,想当常胜将军是十分不易的,李榖也不是常胜将军。对于败军之将如果看待与使用,同样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显德二年冬,周世宗议伐南唐,以穀为淮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兼知庐、寿等州行府事。这一次出兵,李榖吃了一个大败仗。《宋史·李榖传》云:

穀已退保正阳,仍焚刍粮,回军之际,递相掠夺,淮北役夫数百悉陷于寿春。

虽然“世宗闻之怒,亟命李重进率师伐之,以穀判寿州行府。”面对失败,作为后周的人主,如果不生气,那是假的。但是,李榖并没有因此而失势,仍然在军事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是秋,诏归阙,得风痹疾,告满百日,累表请致仕,优诏不允。每军国大事,令中使就第问之。”

我们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对于战争来说也不例外。李榖从失败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十分庆幸周世宗不仅没有嘲笑失败者,而且欣然采纳了李榖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取得了平定淮南战争的最后胜利。《宋史·李榖传》云:

四年春,吴人壁紫金山,筑甬道以援寿春,不及者数里。师老无功,时请罢兵为便,世宗令范质、王溥就穀谋之。穀手疏请亲征,有必胜之利者三,世宗大悦,用其策。及淮南平,赏赐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学士承旨陶穀为赞以赐之。

赏赐固然可以收买人心,但是更让一位才子高兴的,则是对他言听计从。周世宗做到了这一点,自然让李榖感激涕零。哪怕是在李榖自以为老而无用之时,“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罢相,守司空,加邑封”之后,周世宗仍然“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访以政事”。一位皇帝能有这样的胸怀来施爱于才,国焉能不兴?

征战之中的李榖,他的两次失败,似乎都与浮桥有不解之缘。一次是恒州战役。第二次就是寿春之役。恒州之战,是在后晋取得阳城战役胜利后,契丹通过瀛州刺史刘延祚、赵延寿用计诱使石重贵派杜重威继续攻打契丹。李榖建议杜重威架设浮桥渡河,进入恒州据守,和恒州守军配合作战。契丹军本来担心晋军急渡滹沱河,与恒州联合攻击,见杜重威在河北驻营,也放弃了立即撤回的计划。对方对峙的恶果,就是杜重威接受契丹的条件投降了,导致了后晋石重贵政权的灭亡。而寿春之役,“退守浮梁”,也退出了败绩。《宋史·李榖传》云:

穀领兵自正阳渡淮,……长围寿春。南唐遣大将刘彦贞来援,穀召将佐谋曰:今援军已过来远,距寿阳二百里,舟棹将及正阳。我师无水战之备,万一断桥梁,隔绝王师,则腹背受敌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辂之至。

后周一朝皇帝的气度如何,在对待李榖上面显露无疑。不当是世宗柴荣宽以待人,连太祖郭威也是如此。后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这病臂并不是因战受伤,而是在家中受的伤。《宋史·李榖传》云:

二年,晨起仆阶下,伤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辞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参,视事本司,赐白藤肩舆,召至便殿勉谕。穀不得已,起视事。

李榖摔伤的是右臂,显然他并不是左撇子。因为,他这一生病不要紧,还生出了一个第一,那就是“押字用印之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云:

刻名印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

杨盛钦《花押印的发展及其风格流变》云:“押”之本义是指古代在文书、契约上所签的名字或所画的符号,作为凭信。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称:“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因“押”上的名字多以草书写成,或画成像花一样的符号,故又称花押、画押。(详见:http://www.studa.net/yishu/090122/15493030.html

李榖用印,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手臂有病,而且看来病得不轻,连拿笔这样简单的事,对他也是一个难题。当朝皇帝太祖郭威可谓体贴入微,“诏令刻名印用”,这样的关怀备至换了谁都会大受感动。而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大多汉字不识一个,执笔花押是不可能了,只好用印来代替,显然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李榖受伤之后的一些记载,《宋史》与民间记载明显不同。对于李榖的儿子,正史只记了两个:“子吉至补阙,拱至太子中允。”而据南郭李氏族家史,则显然还有三子李琰。南郭李氏一脉认为,始祖李榖系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十三嫡传后裔:

(李榖)后因年事已高,卧疾二年(双臂跌伤),九表辞位,转为岭南节度使,携三子李琰随任,建隆元年十二月道卒,终年五十八岁,太祖闻之,震悼不已,为之辍朝,追谥曰英烈王。葬兴宁县,地名沪溪青草营洞宾卧地形,称将军琢。(详见:http://home.51.com/12269940/diary/item/10045143.html

而郴州文物处的郴州文博网不知所据为何,在《李平章家庙》一文中也认为:

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李榖遭贬赴任岭南节度使,卒于途中宜章。朝廷念其正直忠烈,后追封为英烈王,其妻卢氏封为“诰命一品夫人”。 (详见:http://www.czwwj.net/index.aspx?menuid=6&type=articleinfo&lanmuid=96&infoid=395&language=cn

上述两个说法,与正史明显不同。虽然不能说正史绝对不会出错,但在没有任何旁证的情况下,不以正史为准是不负责任的。根据《宋史》,第一、李榖并没有双臂跌伤,只是摔伤了右臂。第二、并没有九表辞位,只是“三上表辞相位”。第三,“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李榖遭贬赴任岭南节度使”的说法显然不对,明明这一年“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罢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访以政事。”第四,追谥曰“英烈王”也有问题,明明只是“太祖闻之震悼,赠侍中。”

李榖究竟有没有如南郭李氏一脉所认为的那样,任过岭南节度使呢?我们不能断然否定,但是以《宋史》来对照,也是极其可疑的。《宋史·李榖传》云:

恭帝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进封赵国公。求归洛邑,赐钱三十万,从其请。

我们知道,恭帝所用的年号也是显德,从显德六年六月只用到七年正月,后周就灭亡了。李榖“求归洛邑”的请求,显然得到了恭帝的同意,至于在后周灭亡之前,来不来得及回归故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太祖即位,遣使就赐器币。”篡位夺权之后新生的大宋王朝,还需通过安抚李榖来稳定人心,这至少说明此时的李榖还未离开权力核心地区,更不可能远赴岭南。而就在这一年,“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看来,李榖也来不及远赴岭南。对于李榖的死因,《宋史·李榖传》居然也不吝笔墨记上一笔:

世谓朴能荐士,穀能知人。穀归洛中,昭义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遗钱五十万,他物称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忧恚而终。

我们唯有用此办法勉强圆说:并不是后周恭帝而是宋太祖,对李榖这位后周重臣放心不下,让回归故里的李榖,“转为岭南节度使,携三子李琰随任”,而这一赴任却要了李榖的老命,“建隆元年十二月道卒。”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内中的隐情更多,道卒的李榖也许就是死于非命。那么,“太祖闻之震悼”,就变成是做足样子掩人耳目了。

历史之中的迷雾重重,只有天知道。家史所记,虽然错漏百出,但自有其可信的一面。比照着正史来看,也许我们就能看出历史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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